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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作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地是“正路”，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群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内篇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干，杂糅阴阳、儒、法诸家，五花大绑，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图非分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晕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则故事说，宋荔裳先生小的时候，在私塾念书，有一位老科甲莅临参观，问曰：“你看的啥书？‘对曰：”《史记》。“问曰”谁作的？“对曰：”司马迁。“问曰：”他是哪一科进士？“对曰：”老爹，他不是进士，只是汉王朝国史馆的一个小职员罢啦。“老科甲把《史记》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这种书，读它干啥？“据书上说，宋荔裳先生当时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问题是，那老科甲为啥司马迁都不知道，连《史记》是啥也不知道？无他，只缘那不是“正路学”而已。把《史记》读熟啦，有啥用处？而必须把八股文读熟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才有得官做。现在虽然没有老科甲，但却有的是老酱缸蛆，在他脑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算不得正路，岳飞先生精忠报国，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传那是可敬的，但关着门训子勉女，恐怕真心话就出来啦。《说梦》上有两句诗，曰：“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平常。”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乱外患，砍砍杀杀没有个完？）但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
绝大多数问题，如果探讨其第一因，任他千头万绪，都会追踪到酱缸。中国人天生地如此淡漠冷酷乎？当然不是。这不是我老人家也一厢情愿啦，呜呼，须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婴儿孩童，都是天真烂漫的也，从天真烂漫逐渐地一个个变成丑剧人物，绝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焉。
没有伦理观念
我们说圣人是帮凶，实在是故意温柔敦厚，其实他们不但是帮凶，简直还是正凶，至少，跟有权的大家伙同是共犯。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的老祖宗盘古老爷大发脾气，要彻查是谁把中华民族糟蹋斲丧成今天这个样子，知识分子的屁股恐怕得先打个稀烂。盖权力是一种汽油，知识分子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乎哉？
欧洲各国，从专制而民主，是逐渐的，这跟产业革命有关，但并不全靠产业革命。在机器发明之前，洋皇帝的权力就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拘束。法国皇帝最最自我陶醉，路易十四先生还吹牛曰：“朕即国家。”好像跟中国皇帝一模一样；但他的威力仍有极限，筹款凑钱时，仍得找人民商量，法国的三级会议虽断断续续，但也只断断续续而已，无法连根拔掉。而英国的荒唐国王，像查理第一，必要时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途。中国恐怕从来没有这回事，盖圣人已经为当权派发明了畸形哲学，曰：“率海之民，莫非王臣，率海之滨，莫非王士。”人民的财产和老命原来竟都是他妈的大嫖客的，怪不得皇帝想干啥就干啥，也怪不得政府官员都成了裸体陪酒的娼妓也。结果是在强大的权势崇拜狂之下，化淫棍为圣贤，化罪恶为纯洁，化大嫖客为天子英明，化下三滥为盖世英雄。呜呼，知识分子对权势心向往之，到了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真是没啥可说。
中国皇帝除了自己的亲爹之外，没有伦理观念（即令是亲爹，如果该亲爹不是大嫖客，伦理观念也很淡）。而中国人也从不敢以正常伦理，规范他阁下。伯父叔父，见了他固然要磕头，岳父大人（皇后之父）见了他，更被不当人子，而这不当人子的岳父大人，只不过一人，其他那些女儿被嫖的老爹（嫔妃之父），还挤不上岳父之列哩。这也难怪，柏杨先生有一天老兴大发，去宝斗里跟妓女小姐混上一混，见了她爹，我能全体肃立乎？翻遍被称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如果有人能找出皇帝老爷对他岳父大人喊爹的，我就输一块钱。权力好比鸦片，当权派自己已中毒够深，知识分子又光着屁股跪在旁边给他捶背捏脚，他怎能不晕晕忽忽？英国有谚语曰：“巴力门除了变性外，无所不能。”中国没有巴力门，而只有皇帝，于是乎，我们也有谚语曰：“中国皇帝除了变性外，也无所不能。”这种癫痫到了高潮，即令神仙，也都得皇帝阁下封他一封，才能在天上占一个实缺。张天师就是经过这么御封，才呼风唤雨的也。而唐太宗李世民先生东征高丽，坐在船上，恶浪滔天，眼看要沉，大家吓得面无人色，最后还是魏征先生知道节骨眼所在，教李世民先生写了“免朝”二字，往水里一扔，果然立刻风平浪静。
两个字“免朝”就可使风平浪静，真有资格当“防台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盖龙王爷看见皇帝驾到，慌慌张张前来参拜，如不教他“免朝”作用或交互感应是通过大脑两半球之间一个叫松果腺的中介，他怎敢擅自回家？（上次美国总统约翰逊先生到菲律宾开会，太平洋风浪大作，据正史说，就是龙王爷朝拜的结果，看样子当一个龙王爷也得对人类各色短命头目送往迎来，真够忙啦。）这固然是民间故事，但糟就糟在它是民间故事，盖权势崇拜的癫病症，已深入人心矣。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嚎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稚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妓对嫖客，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问闻矣。《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的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的要“死到一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楣的一种气质。清王朝准喀尔之役时，一个部落的酋长萨赖尔先生，首先投降，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向他打听敌情，他有一段话，抄在下面：目今诸台吉（酋长）皆觊觎大位，各不相干，达尔札以方外之人，篡弑得国，谁肯愿为其仆？况往昔噶尔丹在时已有端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经，优待下属，亲如骨肉，其宰桑有功者，噶亲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行围，争较禽兽，弯弓驰骋，毫无君臣之别，故人乐为之用。今达尔札妄自尊大，仿效汉习，每召对时，长跪请命，罄欬之下，死生以之，故旧切齿，其危亡可立持也。
书上说，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