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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粘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数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粘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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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可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者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和鱼时,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求助于魔力,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愚蠢地祈求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进行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集团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求利益和幸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市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一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象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象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抑制。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希望人类能控制它们的愿望,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可以因此使自己得到某种魔力。
用图象来表示自己所想望的东西,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原始人中间也很盛行。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斯教授,1905年在刚果由一伙俾格米人带路,进行探险时,曾亲眼见到过这种令人吃惊的图象。他说:
给探险队带路的俾格米人共三男一女;他们领了一星期左右的路,很快就同我们处得很好。一天下午,我发现贮藏的食品已快吃完,便请他们中间的一位去替我射头羚羊,这对象他们这样的狩猎好手来说、肯定是最容易不过了。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大声回答“行’,说他们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是,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当天自然是不可能的。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们宣布,在第二天黎明时做好准备工作。说着就离开了,好象是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最后见他们在附近一座小山的一块高地上停了下来。
我极想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准备,就在天亮前离开营地,悄悄地穿过灌木丛,朝他们头天晚上选定的那块空旷的高地爬去。天色微明时,俾格米人来了,那位妇女也在内。几个男的蹲下,拔去一小方块地的野草,用手把地弄平。其中一人用食指在那块干净的地上画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则在旁边低声念咒语。接着是一片等待中的寂静。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有一个男子将箭搭在弓弦上,在那块平地的边上坐下。几分钟后,太阳光线落在他脚边的图案上。就在这一片刻间,那妇女朝太阳展开双臂,大声地喊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持弓的人把箭射了出去,而那妇女又大声叫喊起来。喊过之后,三个男子蹦蹦跳跳地穿过灌木丛走了,而那妇女仍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朝我们的营地慢慢走去。她一走出视线,我忙跑上前去,低头看那块平整的沙地上的图案;只见画的是一头大约四手之宽的羚羊,羚羊的脖子上插着一枝俾格米人用的箭。
看过沙地上的画,我转身回营地去拿照相机;打算在几个男的回来之前把它拍下来。可是被那妇女发现了,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大事纷扰,我只得放弃拍照的打算。那天下午,猎人们回来了,带回一头很大的“南非羚羊”,羚羊脖子上插着一枝箭。他们递过战利品,又掉头朝我们身后的那座小山走去,随身带了一把羚羊毛和满满一葫芦的羚羊血。两天后,他们又追上我们。这三个俾格米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似乎最信任我。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喝泛泡沫的棕榈酒时,我就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回到狩猎前做准备的地方去,是为了用羚羊的毛和血涂抹地上的画,取回那枝箭,把整个事情消灭得不留一丝痕迹。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我不清楚,不过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头被杀死的羚羊的血会把他们全给毁了。“消除痕迹”也必须在黎明时进行。这位俾格米人恳求我,别告诉那位妇女,他跟我提到过这件事。他对自己谈话的后果似乎非常害怕,因为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他的伙伴也一起不见了。
最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许多方面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佷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
正是这种传统,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十分重要的方面。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通常区分为两种: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进步的生活方式”和不发达的农业的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与前者相比,确实是“传统的”;但是与农业革命后它所取代的原始的部落社会相比,则决不是传统的。
我们以后将看到,农业革命引起了都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原始社会引人注目的平等。不过,在这过程中,部落社会的因循守旧所造成的日甚一日的禁锢也被消除了;从而,不论好歹,使人类开始进入从狩猎场地发展为大城市,从依靠自身体力发展到掌握原子力这一重大的进展过程。不过,在考察农业革命之前,必须先探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分散到全球各地以及由此产生的、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四、人口分散和种族差别
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就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M.D.萨林斯和E.R.塞维斯所提出的以下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后者认为:“…能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