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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为您祝福的。”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时，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庄严地死去了。
主教回家之后，感到被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包围着。他祈祷直到天明。次日，几个胆大好奇的人，一个劲儿地向他打听那个g。代表的事，变着法儿套他说出什么，但他除了指指天，什么也不说。我们只知道，从此以后，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他更加关怀、更加仁慈了。
人们的言谈中，只要涉及“g。老贼”，他就必然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之中。谁能说清楚，那颗心对他这颗心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的意识上所引起的反应，对他的日趋完善的精神境界不会产生某些影响呢！
那次“乡村访问”，不可避免地给本地那些小集团提供了饶舌的机会：
“那类死人的病榻前也是主教应当去的地方吗？事情明摆着：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感化。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宗教的叛逆者。那，去了那里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好奇罢了，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瞧一瞧。”
一天，有个总是自作聪明的阔寡妇，属于冒失鬼一类的人，向主教说了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打听，问大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顶红帽子戴红帽子，即参加革命的意思。？”
“啊！啊！这种颜色是多么高贵呀！”主教回答，“多亏红色帽子的鄙视者也还崇拜红色法冠！”
十一、保留
如果我们仅凭上述内容便判定卞福汝主教是一位“哲学家的主教”、“爱国的神甫”，那也许就错了。他和国民公会g。代表的晤合——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结合，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令他惊叹的回忆。不过，事情仅此而已。
尽管卞福汝主教大人完全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我们或许还是应该简略地讲一讲他对当时国家大事所持的态度，如果对这位主教来说，他确曾想过要有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一些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他为帝国的男爵。好几个别的主教也同时得到了这一封号。我们知道，1809年7月5日至6日的夜晚教皇被拘禁。为了此事，米里哀先生被召至巴黎，参加了拿破仑策划的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会议。会议在圣母院举行。1811年6月15日，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了第一次会议。95位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也在其内。不过，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位山区教士，终日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与那里的自然环境接近已成为他的习惯，他觉得他给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忙着赶到迪涅去了。当人们问他为何来去如此匆匆时，他回答说：
“他们看我不惯。外面的空气老是跟着我，我一进会议室，它就钻到他们的当中去。我对他们，犹如一扇关不住的门。”
另一次他还说：
“你想怎么办？那些大人先生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一个乡下穷主教！”
他确也有令人讨厌之处。有一个晚上，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不自觉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许许多多的漂亮挂钟！这许许多多的漂亮地毯！这许许多多的漂亮服装！不过，这些漂亮东西好不让人烦恼！我可不愿意在看着这些东西时，还听着它们一个劲地喊：‘好多人在挨饿！好多人在挨冻！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
我们顺便提一提，仇视华贵物品也许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仇恨包含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于教会中的人来说，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就不应该使用华贵物品。那些东西对一贯真心实意解囊济困帮助穷人的教士是不适宜的。对于教士来说，养尊处优，就等于离经叛道。教士应当接近穷人。既然一个人日日夜夜和灾难、苦痛、贫困打交道，难道在他自己的身上竟能不带上一点圣洁的清寒味，犹如劳动必然沾上泥土？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边能不感到热吗？干起活儿来手能不被弄黑，脸上能没有汗水和灰尘吗？工人在熔炉旁工作能毛发无损吗？教士，尤其是主教，清苦是他保证仁慈的起码条件。
这一定是迪涅主教的见解。
他遇到棘手问题时绝不去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对神学争辩不感兴趣，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也从不说三道四；但是，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他被追问，人们就会发现，他的回答仿佛是偏向罗马派而不属于法国派。既然我们描写一个人时不愿回避什么，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明，对于那位气焰渐衰的拿破仑，他的态度是冷淡的。1813年以后，他参与了各种反抗活动，鼓动反抗者进行斗争。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时，主教连欢迎他的仪式也是不愿意参加的。在“百日帝政”拿破仑于1815年3月1日在茹安登陆，6月22日第二次逊位，史称“百日帝政”。期间，他也没有为皇上安排公祭。
除了妹妹巴狄斯丁姑娘以外，卞福汝主教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们之间通信交往相当频繁。但有一个时期，他对其中作将军的那个兄弟颇为冷淡。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法国南部的一个省。。戛纳登陆时，他的那位兄弟统率1200人，照命令截击拿破仑，但他有意放走了他。另外那个当省长的兄弟，为人忠厚，后来隐居于巴黎卡塞特街，在给这个兄弟写信时，主教流露出颇为深厚的手足之情。
这可说明，卞福汝主教也有自己的苦衷，也有自己的隐情，偶尔也表露出自己的政见。这说明，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弦，经爱憎的指尖拨动时，也会发出不同的调子。当然，像他那样的人最好是没有政治见解。请不要曲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非指对进步是否抱有的热情，也并非指对构成我们真诚团结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抱何种态度。这部作品间接涉及的内容，我们大可不必去理会它。我们只能说，即使卞福汝主教不是保王党，他的目光也从来不离开他特有的宁静的景仰点。如果他能超然于尘世风云变幻之外，从景仰之中看明白真理、公正和慈善这三道圣光放射的情景，那自然就越发完美了。
第8章 芳汀（8）（）
我们尽管承认，上帝创造卞福汝主教，绝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且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进行的抗议行动，具体讲，理解和钦佩他对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持的高傲的对立态度，理解和钦佩他那为追求公正不惧危险的抗议行动。当然，藐视一个失势的人，毕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足以令人快慰。我们对具有危险的斗争怀有偏爱，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庆祝胜利的权利。谁不曾在敌人全盛时期进行过顽强的抗争，谁就没有敌人垮台时的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这些人，在上天不加保佑、降下大祸之时，是持听之任之的态度的。1812年开始，我们被解除了武装。1813年，那个素来默不作声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之际，却神勇百倍，大放厥词，对此，我们只有愤慨的份儿；1814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泥坑爬出来，跌入另一个泥坑，先是尊之如神，继而横加辱骂，先作偶像崇拜，继而置于脚下，对此，我们只有反感的份儿；1815年，最后的灾难出现于天边，法兰西面对险象的进逼在瑟瑟战栗，滑铁卢的惨景似已展现在拿破仑面前，军士和人民对那个气数已尽的人的惨烈的欢呼举动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叹之处。并且，先不说那个专制魔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这伟大的民族和这伟大的人杰之间的那种紧密团结的场面，总是庄严动人的。对此，像迪涅主教那样一个人，似乎不应当熟视无睹。
此外，无论什么事，他向来都是正直、诚实、公平对待的。他聪明、谦虚、持重、关心他人，乐善好施，这也是他的一种品德。他是一个神甫，一个贤达之士，也是一个男子汉。我们刚才已经评论过了他的政治见解，我们还可以严厉地指责他。可是应当指出，他尽管抱有那种见解，比起我们这些眼下在此处谈话的人也许显得更厚道，更平易些。市政府的一个门房，是当初皇上安置的。他原是御林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奥斯特里茨战役勋章的荣获者。他是一个像鹰那样精悍的拿破仑信徒。可这个倒霉鬼常常会冒出一些被当时的法律视为大逆不道的牢骚话来。勋章上皇帝侧面像被取消了。按他的说法，从此，他的衣着就不再“遵照规定”了。他的那枚十字勋章是拿破仑亲自挂在他胸前的。这时，他亲自取下拿破仑的御影，却绝不代以其他的饰物，让勋章上开着天窗。他常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在胸前挂上三个癞蛤蟆！”他故意对路易十八大加挖苦。他最憎恨普鲁士和英格兰，常常骂“裹英国腿套的老烂脚鬼”，让他们“快带他的辫子到普鲁士去”！他对自己能用一句话骂了他最恨的两个东西而感到得意。他骂得太起劲了，太得意了，结果，政府看门人的差事失掉了。他带着妻子儿女，流浪于街头。主教知道后把他招了来，责备了几句，安置他干了天主堂持戟士的差事。
在他的教区里，米里哀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神甫，大众的朋友。
九年来，由于卞福汝主教行为圣洁，作风和蔼，使整个教区上下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柔顺的尊崇。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被人们接受下来，不加理会了。人们原是一群善良温顺的牛羊，他们既崇拜自己的皇上，也爱戴自己的主教。
十二、门庭冷落车马稀
在将军的周围，常聚着成群的青年军官；在主教的周围，小教士也几乎是成群结队——他们正是可爱的圣方济各撒肋方济各撒肋（1567…1622），日内瓦主教。在什么地方所说的那种“白口教士”。任何事业都有追求者，他们追随着事业中的成功者。人世间，不存在无追随的势力，正如不存在无臣仆的尊荣。指望前程远大者皆围绕着目前的显贵，在他们身边左右逢迎。每个主教大院都有自己的幕僚。稍有势力的主教周围都有一群天使般的小修士。他们在院里巡逻、守卫，伺奉主教，以图博取主教大人的欢心。主教的赏识，犹如福星高照，这样，他就有希望充当五品修士了。追求上进，人之常情，上帝的宗徒也不例外。
社会上有高大的帽子，教堂里同样有巍峨的法冠。这戴法冠的就是主教们。他们有钱，有势，坐享其成，手段高明，受上层社会宠信。他们善于求人，也善于使人，指使着整个教区的教民登门拜谒，同时充当教会与外界间的桥梁。这些人配称教士而不配称神甫，配称教廷执事而不配称主教。接近他们的人个个喜形于色！那些地位优越的人，会把富有的教区，把出家人的赡养费，把教区督察官的职位，把随军教士的肥缺，天主堂里的差事，撒向那些不断向他们献媚、博得了他们欢心的人。这些人又期待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赢得主教的尊贵。总之，他们自己高升，同时也带着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