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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此过夜吗？用晚餐吗？”
他摇了摇头。
“但有一个马夫说您的马已经很累了。”
这时他才开口说：
“难道它明天不能走吗？”
“啊！先生！它至少得休息两天才成。”
他又问道：
“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我领您去，先生。”
老板娘领他去了邮局。他拿出身份证，问当天晚上有没有去滨海蒙特勒伊的邮车可乘。正巧，邮车的客位空着。他订下了那位子，并付了钱。
“先生，”邮局里的人说，“请准时于凌晨1点钟到此乘车出发。”
事情办妥后，他走出旅馆，向城里走去。
他没有到过阿拉斯。街上一片漆黑。他信步向前，同时决心不向过路人询问。他走过名为克兰松的小河，走到一条窄巷时迷失了方向。这时，正巧有个绅士提着一个大灯笼从一边走过来。他迟疑了片刻，最后还是决定向这位绅士问路。在问之前，他前后张望了一番，好像怕人听见他的问话。
“先生，”他说，“请问，法院在什么地方？”
“先生，看来您不是本地人，”那绅士说，“那请跟我走好了。”
“我正要去那边，就是说，去省公署那边。法院的房子正在修理，因此法庭暂时设在省公署里。”
“审理刑事案件也在那里吗？”他问。
“是的，先生。您知道，现在的省公署革命前是主教的宅院。它是1782年德贡吉埃主教先生修建的。那里有一间大厅。刑庭就设在那厅里。”
绅士边走边说：
“假使先生要看审案，那时间可能太晚了。通常，他们总是在6点钟退庭的。”
但是，当他们走到一个大广场，那绅士指给他看一幢黑黢黢的大厦时，发现那大厦正面的四扇长窗里射出了灯光。
“啊，先生，您的运气不错。看那屋子里的灯光！这说明审判还没有结束。您很关心这个案子吗？这是一桩刑事案件，是证人吗？”
“我不是为这个案子来的。我只是有句话要和一位律师谈谈。”他回答。
“既然如此，您看，先生，这是大门——那里有一个卫兵。您沿楼梯上去就到了审判厅。”
他按照绅士的指点走过去。几分钟过后，便走进了一间大厅。厅里有许多人。有不少人正在围着一个穿长袍的律师低声谈着什么。
见到这些成群的穿黑衣的人立在公堂门前交头接耳，是难以让人开心的。这些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不会显出多少善意和恻隐之心。他们口中吐出的多半是早已拟好的判决词。看见这一堆堆的人，这心神不定的观察者便产生一种联想，他想到许多蜂窝，窝里那些嗡嗡作响的妖魔，正在共同营造各式各样的黑暗楼阁。
这广阔的厅堂，只点着一盏灯。这里从前是主教待客用的，现在成了法庭的前厅。两扇双合的门紧关着，门里面便是刑庭。
前厅很暗。他大着胆子问一名律师：
“先生，”他说，“案子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已经审完。”律师说。
“审完了？”
律师听见来人的问话后感到有些异常，便转过身问：
“对不起，先生，您也许是家属？”
“不，我不是。判刑了吗？”
“毫无疑义，非判不可。”
“什么样的处罚？”
“终身强迫劳役。”
他又问了一声，声音低得听话人几乎听不见：
“那么，已经证实了罪人的身份？”
“不涉及正身的问题。事情很简单，她害死了自己的孩子，只是这一罪名成立，那也就没有必要追查她是否蓄意谋害了。于是判了她终身强迫劳役。”
“是个妇女？”他问。
“当然。莉莫赞姑娘。那么，您要问的是什么案子？”
“没有什么。但既然完结了，大厅里怎么还亮着灯？”
“还有另外一件案子，开审已经快两个钟头了。”
“另外一件？另外一件什么案子？”
“啊！说也简单。一个无赖，一个苦役犯，是个累犯，这次又犯了盗窃罪。我记不大清他的名字，那面孔，像个土匪。仅仅那副面孔，足以让我们把他送进监狱了。”
“先生，”他问道，“可以到大厅里去吗？”
“好像不大可能，因为旁听者非常多。现在正在休息，等继续开庭时，您可以试试。”
“应该从哪儿进去？”
“走这扇大门。”
律师走后，他的烦恼达到了极点。律师的话，句句好像冰针火舌，轮番刺痛他的心。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但不知是满足还是悲哀。
他凑近人群，听他们的谈话。由于这一时期案件多，庭长便决定在这一天里安排两件简短的案子。先审的是那件杀害婴孩案，现在则正在审讯一个苦役犯，他还是个累犯，这“回头马”。这人偷了些苹果，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只有一点被证实了，他曾在土伦坐过牢。而正是这一点，使得案情严重起来。当时，对他本人的讯问和证人们的陈述都已完毕，只等律师进行辩护。检察官当然也还没有提出公诉。这一切要到后半夜才能完结。这个人很有可能被判刑，检察官一向很厉害，他控告的人，无一“幸免”。这位检察官还是个寻诗觅句的才子哩！
有个执达吏在进入刑庭的门旁站着。他走过去问那执达吏：
“先生，门怎么还没有开？”
“不会开的。”执达吏说。
“怎么，继续开审不开门吗？现在不是在休息吗？”
“开审已经有些时候了，”执达吏回答，“但门不会开。”
“为什么？”
“因为座位已满。”
“怎么？一个空位子也找不到了吗？”
“没有了。门已经关上，不会再让人进去了。”
执达吏停了一会儿，又说：
“庭长先生的背后还有两三个位子，但是，那只允许官员进去坐。”
执达吏说完，便转过身去。
他退回去，低着头，穿过前厅，然后慢慢走下楼梯，步伐显得有些迟疑。也许他在想什么吧。昨天夜里他心里进行的那场激烈争斗，现在还没有平息，而且随时会有一些新的发展。他走到楼梯转角时停了下来。他依着栏杆，叉起两臂。忽然，他掏出一支铅笔，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在回光灯的微光下，写了这样的字：“滨海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写完，他迈着大步跨上楼梯，挤过人堆，走向那执达吏，把纸条交给他，带一种权威性口气说：“请把它交给庭长先生。”
执达吏接过那纸条，看了一眼，便遵命去办了。
八优待入席
马德兰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滨海蒙特勒伊市长的声望，早已遍布布洛涅，并超越了这个小小的地域，传到邻近的两三个省去。他在滨海蒙特勒伊城起了振兴烧料细工工业的重大作用，而在滨海蒙特勒伊县的181个镇中，没有一镇不曾受过他的恩泽。从发展势头看，必要时，他还能帮助其他县发展工业。他建立了信用贷款和基金，并以此支援了布洛涅的珍珠罗厂、弗雷旺的铁机麻纱厂和匍白的水力织布厂。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提起马德兰先生的大名，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阿拉斯和杜埃都羡慕滨海蒙特勒伊，认为那里有这样一位好市长，是交了好运。
开庭任庭长的是杜埃的御前参赞，他仰慕马德兰已久。当执达吏把写着字的纸条恭恭敬敬地交给他的时候，敬重之情在庭长的心中油然而生，连忙拿起笔来，在那张纸的下端写了几个字，交给执达吏，向他说：
“请他进来。”
此时此刻，我们讲的伤心史的主人公正站在大厅门旁，位置和态度没变，即和执达吏刚才离开他时一样。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人向他说：“如果先生允许我带路，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他看到，说话的是那位刚才离去的执达吏。现在他在向他鞠躬。他的身子弯得头快碰到地面了。在鞠躬的同时，他捧着那张纸，把它递给了他。他展开那张纸——当时他恰好立在灯旁——只见那上面写着：
“刑庭庭长谨向马德兰先生致敬。”
看毕，他揉着那张纸，心里感到有一种奇特的苦涩。
他跟随执达吏走去。
几分钟后，他被执达吏带到一间会议室。这里，墙壁被装饰得金碧辉煌，一张桌子铺着绿色的台布，两支蜡烛在桌子上燃着，整个房间显出一种森严的气氛。执达吏临走时对他说：“您转动一下这门上的铜钮，便会到达公堂，到达庭长先生的座位后面。”他整理着在狭窄回廊和黑暗扶梯那边所留下的记忆。
现在，这间华丽、森严的会议室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紧急关头已经到来。他想集中精神思考一番，但做不到。有时，我们越是急于把思想里的线索和痛心的现实联系起来，我们的脑子里越会出现断裂。这间办公室是审判官平时商议和确定判决书的地方，眼下，他恰巧到了这里。他一直望着这间寂静得怕人的屋子出神。他想到，许多生命便是在这里被断送的，用不了多久，他自己的名字也将从这里轰传开去。他，也要从这里过关。他望着墙壁，又望了望自己，感到十分惊奇，世上居然会有这样一间屋子，居然又会有他这样一个人！
他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旅途的颠簸使他疲惫不堪，但他好像什么也没有感到，什么也不曾觉得。
墙上挂着一个黑镜框，他走近它，看到镜框的玻璃后面有一封颜色陈旧的信。那是巴黎市长兼部长让尼古拉帕希亲笔写的，日期是共和二年共和二年，即1794年。6月9日。这日期肯定是写错了的。在这封信里，帕希把他们拘禁的部长和议员的名单通告了此地。假使有人能在这时看见并注意到马德兰，一定会认为这封信使他特别感到兴趣，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它，并且把它一连念了三遍。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念这封信。实际上，他当时想到的却是芳汀和珂赛特。
他在沉思中转过身，盯住门上的铜钮。开头他几乎把这扇门给忘了，现在看到这个铜钮，不由得又感到一阵恐惧。滴滴汗珠从他的头发里流下来，一直流到鬓边。
有那么一刻，他做出一种姿势，那姿势显示了一种严肃而又含有顽强抗拒的意味，意思在说（并且说得如此正确）：“见鬼！有谁逼我不成？”随即，他猛然转过身子，看着他刚才进来的那扇门。他走过去，开了门，一步跨了出去。他已走出屋子，到了外面，到了一道回廊里。这回廊长而狭，有许多台阶，许多小窗口。廊子弯弯曲曲，点着几盏回光灯，这些灯与病房里通宵不熄的那种灯一模一样。这还是他来时走过的那条回廊。他叹了一口气，仔细听了听动静。他觉得背后没有人，前面也没有人。他开始向外溜，后面像是有人追着。
他沿着长廊走，拐了几个弯儿，又停了下来。周围仍然寂静异常，灯光昏暗。他靠在墙上，呼吸急促，站立不稳，冷汗一直流个不停。他一面打着冷战，一面使自己站稳。
他独自一人立着，在黑暗中，感到冷得无法忍耐，也许还因为别的原因，他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