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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停下车。车钱付清后，警察和那个人便走了。他没有看清他们去了哪里，因为天已经很黑了。
马吕斯从车夫那里听到了这些情况。除此之外，他就一无所知了。在他的记忆里，只留下了当他在街垒中向后倒下时，一只强有力的手从后面抓住了他的印象；后来，直到他到了吉诺曼先生家中苏醒前，他什么也不再知道。
对自己的得救，马吕斯进行了百般的推测，但没有一个答案是合情合理的。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自己确实倒在了麻厂街。后来，怎么又到了塞纳河滩残废军人院桥附近被警察扶起来？有一点也是肯定的：有人把他从菜市场区背到了爱丽舍广场。如何背到这里的？通过下水道。啊！这是何等的献身热忱哪！
他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吕斯要找到这个人。
但是，这个救命恩人却找不到。连一点征兆也找不到。
马吕斯在调查时是十分审慎的。但是，他还是设法把线索扩大到了警署，只是，令人失望的是，在那里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帮他找到他要找的人。那里知道的情况还没有马车夫知道得多。他们连6月6日警察在下水道铁栅栏口逮捕人的事都不晓得。警署反认为，车夫的话是造谣，是编造的，他们认为车夫们为了得到一点小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但是，马吕斯并不怀疑车夫的话，不认为那是编造的。因为他相信自己。
这是一个离奇的哑谜，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个神秘的人，他背着马吕斯从下水道的铁栅栏出来，埋伏着的警察当场抓住了这个救了一个暴动者的人，后来的事便无从知晓了。那警察为什么保持沉默？他受了贿吗？那个被抓住的人，马吕斯的那个救命恩人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不向获救者做出表示，他还活在人间吗？无疑，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态度，是一种慷慨献身精神。但它是奇特的。这个神秘的人不露面是什么原因？是不愿要酬劳吗？不要报酬总可接受别人的感谢吧！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长得什么样呢？没有人可做回答。马车夫回答不上来，说：“当时天太黑了。”巴斯克和妮珂莱特当时吓得魂不附体，只注意了血流满面的年轻的主人，而没有看那人长得什么样。只有门房看到了他。当时，门房用蜡烛照着悲惨的马吕斯来到时，注意到了那个人。他说：“那个人的样子叫人感到恐怖。”
马吕斯保留着回到外祖父家时穿的那件血衣。他想从中找到线索和痕迹。当他细看那件衣服时，发现下摆的一边被人撕破了，而且还缺了一块。马吕斯感到好生奇怪。
一天晚上，马吕斯向珂赛特和冉阿让谈起了他的离奇遭遇，也讲了他进行的无数次得不到结果的查询。福舍勒旺先生听了表情冷淡。这使马吕斯甚为不快。他激动不已，几乎发怒似的喊起来：
“这个人，不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但做了了不起的事！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先生？他，像一个大天使那样出现在战场上，战火中，他把我偷了出来，打开阴渠盖，把我拖入下水道，背着我，在可怕的、黑暗的长廊之中，屈着膝，涉过污泥浊水，走了差不多一法里半！先生，要知道，背上还背着一个死尸呢！他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死尸。而这个死尸就是我！他可能这样想：‘这个人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为这一线生机，我甘冒生命危险！’要知道，这种生命危险，他不只冒了一次而是20次！他每迈出一步都是危险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他一出阴沟便被捕了。先生，这人做的这些您知道吗？他并不指望得到什么报酬。我当时是一个什么人？起义者，一个败兵。啊！如果珂赛特的60万法郎是我的”
“是您的。”冉阿让插了一句。
“那么，”马吕斯说，“为了找到他，我宁愿把它花光！”
冉阿让听后，仍然表情冷淡，默不做声。
六、不眠之夜
一1833年2月16日
1833年2月16日晚至17日晨，是马吕斯和珂赛特的新婚之夜，祝福之夜。黑影之上，打开了天门。
这是欢天喜地的一天。
这并不是外祖父心目中小天使和爱神一起出现于新婚夫妇头上的那种仙境，那种奇妙的幻梦中的佳节，也不是可以贴在门上的婚礼画中所描绘的那种喜事。它是一次甜蜜而欢畅的婚礼。
在1833年，那时的结婚仪式与现在大不相同。当时，法国没有效仿英国那种一出教堂就把妻子抢走、羞答答地把幸福隐藏起来、把破产者的行径和雅歌里那种狂喜糅到一起、让自己的天堂颠簸于驿站马车之内，使喀哒喀哒的声响打乱自己神秘的心情、然后再选一张旅店中的床当做新婚之榻、在按夜计费的房间里留下一生中最神圣的回忆、即让马车夫做傧相、让旅店侍女做嫁娘的那种无比细腻的做法。那时，人们还不懂得体验这一切所表达的那种贞洁、美妙和端庄的意味。
在19世纪下半叶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期，市长和他的肩带，神甫和他的背心，法律和上帝，所有这些，在婚礼中已经不够了。除此之外，必须加上朗朱莫驿站的车夫。那车夫，要穿红色翻口袖的蓝上衣，上面饰有铃铛纽扣的臂章，要穿绿色皮裤，戴假的肩章带和打了蜡的帽子，粗发要扑粉，靴子要笨重。他手持长长的马鞭，喊着、骂着，催促着那尾巴被扎起来的诺曼底双马。法国也还没有仿效英国贵族，把磨损了后跟的拖鞋和穿旧了的鞋冰雹似的砸在新婚夫妇的驿站马车上，学着邱吉尔的样子，即后来称马尔波罗式样或马尔勃路克邱吉尔，指约翰邱吉尔，即马尔波罗公爵，英国将军，是西班牙战争中的英雄。颂扬他的诗歌中，他被称作“马尔勃路克”。式样。据说，结婚那天，姑妈的盛怒给他降了福。直到如今，旧鞋和拖鞋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婚礼中来。但不必着急，这优雅的习俗正在四处扩展，用不了多久，它就要光顾我们法兰西了。
在1833年，在100年以前，婚礼是在一种从容不迫的氛围中进行的。
在那个时代，大家的观念上，认为婚礼既是自家的喜事，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礼节。家长式的喜筵增添了家庭盛典的隆重气氛。婚礼中，可以尽情欢乐，甚至有某种极端行为的出现。大家并不认为那不正派，当然也无损于幸福。结婚是两种命运的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家族。因此，新房是成家立业的开端，是值得尊敬的美事。
人们并不因在家中成婚而感到不光彩。
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婚礼就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在吉诺曼先生家中举行的。
举行婚礼，普通而又自然。但要花时间进行准备，要公布通知，申请结婚证，跑市政府，与教堂办交涉，如此等等，2月16日以前一切准备就绪，是十分紧张的。
16日是星期二，正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们之所以讲得这样详细，是因为我们喜欢准确。能不能、要不要把大喜的日子定在这一天呢？大家犹豫不决，特别是吉诺曼姨妈更是踌躇不定。可是，外祖父吉诺曼先生的想法却与众不同，他说：
“狂欢节最后之旦！妙不可言，俗话说：狂欢节中结婚，不会有不孝之子孙。管不了那么多了！决定：16日！你难道愿意延期吗？”他这样问马吕斯。
“当然不！”马吕斯回答。
“结婚！”外祖父说。
这样，婚礼就在16日举行了，尽管大家正在忙着庆祝欢腾的狂欢节。那天，天下着雨，但是，上苍总会留给情人一角幸福的蓝天。只要有此一隅，其余的世界都在雨伞之下也就与他们无关了。
头一天，当着吉诺曼先生的面，冉阿让把那584万法郎交到了马吕斯手里。
这对夫妇采用的是财产共有制，婚书没有什么复杂的内容。
这时，冉阿让已不需要杜桑，她跟了珂赛特。她的地位上升了，成为珂赛特的贴身女仆。
在吉诺曼家中，特意为冉阿让布置了一间漂亮的卧室。珂赛特担心父亲不同意住在吉诺曼家里，就对冉阿让说：“父亲，我求你。”这使冉阿让很难拒绝，她差不多得到了他来此居住的承诺。
婚期前几天，发生了一件小事故，冉阿让右手的大拇指被压伤，但不重。他不愿让任何人为此事操心，包括珂赛特在内，既不让人替他包扎，也不让人看他的伤口。他自己用布把手包了起来，并且用绷带吊起了手臂。这样，他便无法签字了。作为珂赛特代理保护人的吉诺曼先生代替冉阿让在婚书上签了字。
新婚的情人去市政府和教堂的情景，我们就不向读者介绍了。因为跟着他们进入的只限于少数人。一般的习惯总是这样，当剧情发展到新郎上衣翻领饰孔上插上一束花的时刻，观众们便转过身去，不再看他们了。在此，我们只想介绍发生在从受难修女街到圣保罗教堂路上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件小事。
当时，圣路易街的北段的路面正在翻修。从御花园街起，就竖起了“禁止通行”的牌子。这样，婚礼的车辆不得不绕道而行。最近的路线是走林阴大道。但来宾中有人提醒说，赶上狂欢节，那里会车水马龙，不易通过。吉诺曼先生问：“什么原因会有那么多车辆？”“化装游行。”“再好不过，”外祖父说，“就走那儿！婚后，这两个年轻人就要过严肃的日子了，现在，则需让他们看一下狂欢节的化装游行，快活一下！”
于是，他们就经林阴大道走过。第一辆是轿式马车。珂赛特、吉诺曼姨妈、吉诺曼先生和冉阿让端坐其内。按照惯例，马吕斯和珂赛特分开，坐了第二辆车。走出受难修女街，婚礼车队便加入了街上漫长的行车行列。狂欢的车队，在马德兰教堂和巴士底监狱之间，形成了两条没完没了的链条。
雨在不时地下着。林阴大道上挤满了戴着假面具的人，其中不乏小丑和扮成傻头傻脑形象的滑稽角色。1833年舒畅的冬季，巴黎被打扮成了威尼斯。当然，这一切，现在是看不到了。现在，一切都成狂欢，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狂欢节了。
街道两旁挤满了人，各窗口也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剧院立柱廊形成的大平台的外沿也挤满了观众。人们在欣赏化了装、戴着假面具的人，在欣赏狂欢节所特有的、像隆桑那样的车队。这些车辆形形色色，有出租马车，有市民马车，有带篷大车，有皮篷式两轮小车，有单马有篷双轮车。这些车子一辆接着一辆，按警章的严格要求顺序前进，好像在铁轨上行驶一般。这车队中，不管是谁，他都会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警察在指挥交通，使两条平行的、方向相反的络绎不绝的车辆行驶在林阴大道的两侧，避免这两条潮水般的车流出现任何故障。这两条潮水一条向下游去，流向昂坦大街，一条往上游去，流向圣安东尼郊区。这里也有特权——带有徽章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和公使的车辆可以自由来往于大路的中央。有些精彩而欢快的车队，特别是肥牛车肥牛车，狂欢节中运载肥牛的车辆。肥牛表示吃荤的最后一日。也享有这种特权。车队中出现了英国人的身影。西麦勋爵乘坐着游览马车，挥舞着马鞭，在招摇过市。这车由此得了一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