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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桌上的案卷堆积如山，对这些卷宗他要一一加以研究。他认为那些凄惨的犯人头被放弃掉，总是件痛心的事。有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了这样的话：“今天晚上，我赢回了七个脑袋。”他当政的前几年，死刑差不多是被废除了。重建断头台可以看成是对这位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的消逝而消逝，但接着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那就是圣雅克便门刑场；“实际利益的追求者”觉得需要一个大体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以卡齐米尔佩里埃卡齐米尔佩里埃，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之中狭隘思想的那部分人与以路易…菲力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斗争中，前者对后者的一个胜利。路易…菲力浦曾亲手对贝卡里亚的著作进行过注释。在菲埃斯基菲埃斯基，科西嘉人，1835年暗杀路易…菲力浦未遂，被处死。炸弹被破获之后，他曾喊道：“真不幸，我竟未遇害！否则我便可被赦免了。”另外一次，某人被判为政治犯，此人是我们时代最高尚的人物中的一个，路易菲力浦在处理这一案件时，考虑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有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我当去争取。”这路易…菲力浦，就像路易九世一样的温和，像亨利四世一样的善良。
民众所企盼的，正是善良。善良是历史长河中不多见的明珠。善良的人比伟大的人要可贵些。
路易…菲力浦受到了某些人的严厉批评，也许还受到了另一些人的粗暴批评。一个曾熟悉这位国王、而今成为游魂的人指作家本人。，面对历史为他作证，是很自然的。他的证明，不管怎么说，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含任何私心的。一个死了的人写出的墓志铭总应当是真诚的，一个亡魂总可以更好地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便取得了赞扬的权利，从而用不着再去担心人们指着海外那两堆黄土说：“这堆黄土在向那堆黄土谄媚。”
四基础之下的裂缝
路易…菲力浦当政初期，天空已不止一次被乌云所笼罩。本书故事的叙述即将进入另一次乌云笼罩的阶段，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阵乌云深处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交待，而且评论起来必须明明白白，不能模棱两可。
路易…菲力浦掌握的权利，并不是他本人摄取的，也没有借用暴力。他的掌权是通过革命性质的一次转变实现的。那次革命本来的目的显然并非如此。不过，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这种转变中绝对没有主动干过什么。他本来是一位亲王，他自认自己是被选作国王的。这一称号不是他自己加上的，他也没有争取得到它。别人给他，他接受了，如此而已。他深信——当然，他的信念是错的——这种授予是基于人权，而这种接受是基于义务。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他是善意的。对此，我们也是承认的，我们诚恳地说，路易…菲力浦出于善意，对民主的进攻也出于善意，一系列的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些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各种主义之间的冲突就像物质间的抗衡一模一样。海洋护卫着水，风暴护卫着空气，国王护卫着王权，民主护卫着人民。相对抗拒着绝对，君主制抗拒共和制。有冲突，就要流血。但是，今天的痛苦日后将成为幸福；况且，不管怎么说，对于进行斗争的那些人来说，在此处是丝毫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两派之中，肯定有一派是错的。人权，它不能像罗得岛的巨像指该岛的太阳神青铜塑像，高32米，建于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24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那样，脚跨两岸，一只脚踏共和，一只脚踏君权；脚蹬两只船是行不通的。但是，错了的人错得光明，盲人并不是罪人，正如不能把旺代人看成土匪。这些猛烈的冲突，我们只能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方面。我们无法分辨风暴的性质是怎样的，这是人力难及的，是人难以在其中负责的。
让我们言归正传。
1830年的政府一出世便立即面对困难的局面。昨天它刚刚出生，今日就得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的架子刚刚搭起，装配得还不牢固，可来自四面八方暗藏着的拖后腿的力量，它却统统感觉到了。
第二天阻力便冒了头，也许前一天它已存在。
对抗势力日益抬头，暗斗转入明争。
我们已经说过，七月革命，在国外，并没有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人们又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释。
人间存在一本晦涩难懂的天书，那便是上帝的意旨，它通过种种事件向世人揭示种种意图。事件刚一冒头，人们便匆忙加以解释，结果，释文肯定错误百出、满篇漏洞甚至意思正好相反。能解释神的语言的人是不多的。最聪明、最冷静、最深刻的人的做法是慢慢琢磨、深入钻研，可这样做的结果又是：当你完成了译本、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事情早已定局，公共广场之上也早已摆出了20多种译本，而每一种译本便会派生出一种派别，反过来，这种译本派生出来的党派，又都认为自己的译本是最最正确的，都以为光明在自己的一方。
当权者往往自成一派。
革命中常有逆水游泳者。他们是旧党派。
旧党派自认为受到上帝的特别恩宠，拥有继承权。在他们眼里，革命是反抗的权利派生的，他们也有反抗的权利，只是他们反抗的对象正相反，是革命。这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把反抗的主体当成了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是，一谈到革命，反抗便有了固定的主体；反抗者为人民，国王只能处于被反抗者的位置。任何一种革命都是一种正常的事业，它本身具有合法性，但有时会被伪革命者所利用、所玷污。不过，它终究要持续下去，尽管伤痕累累，它仍会坚持下去。革命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需要它。它的发生是因为它不得不发生。革命自身会去伪存真。
旧正统主义派自然也错误地理解了1830年的革命。而这种谬误的理解使他们产生了对革命的仇恨，他们也就以他们的全部暴戾对这场革命进行了大肆攻击。谬误的见解常常是极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击中那次革命的要害，击中其铁甲的薄弱之处，击中它不合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便抓住了王权问题来对革命进行攻击。他们吼道：“既然革命，还要什么国王呢？”别看是个瞎子，但瞄得很准。
共和派也常常发出这种吼声。但是，吼声出自他们之口，便合了逻辑。事情就是这样，出自正统主义派之口，这吼声是胡说八道；出自民主主义派之口，这吼声却成了真知灼见。“1830”曾使人民破产。民主主义愤怒了，要向它问罪。
七月政权面临着来自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的夹击，它只好在夹击中挣扎。它只是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权之间的一刹那。
另一方面，即对外方面，1830年既然已不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政体，那么，它便只剩下跟随欧洲这一条路可走了。要想保住和平，就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反过去的潮流，倒转过来追求和平与融洽，一些问题会比战争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样，只好经常的忍气（虽做不到吞声），在这种暗斗之中产生了一种态势——“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自身也难以相信的殃民局面。七月王朝，像一匹烈马，无可奈何地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驭的辕轭内腾起自己的前蹄，蹦蹦跳跳。梅特涅一个劲儿地在勒紧它的缰绳。可以说，七月王朝在由国内的进步力量推动着，与此同时，在欧洲它又推动着那些君主国——那些行动缓慢的动物。它既被别人推动，又在推动别人。
与此同时，国内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贫穷问题、无产阶级问题、工资问题、教育问题、刑罚问题、卖淫问题、妇女命运问题、财富问题、饥饿问题、生产问题、消费问题、分配问题、交换问题、币制问题、信贷问题、资本权利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等等，等等，形势岌岌可危。
除去真正的政党，还出现了另一种动态，即：和酝酿中的民主主义相呼应，哲学也在酝酿之中。一般群众和杰出人物都感到困惑不解。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感到困惑，这是共同的。
思想家在思考。有的单独行动，有的结帮成派，甚至在组织团体。他们把社会问题一个个揭示了出来，冷静而深入。然而，他们思考的土┤馈—人民大众，受到革命潮流的冲击，正在他们的下方，狂乱地抖动着。而那些思想家们，那些坚忍的、镇定的地下工人，已把坑道悄悄地挖向火山的深处，潜在的震动也罢，隐约可辨的烈焰也罢，都不会动摇他们挖掘的决心。
这种平静并不是那动荡时代中最不美的一种景象。
那些人把权利问题提了出来，交给了政党，他们一心致力的，是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才是社会的精髓。
这些人把物质方面的，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商业问题等等，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他们认为，文明的构成，很少成于上帝，更多的要靠人来完成。这文明不是别的，它是各种利益以某种动力规律彼此组合、聚集、混杂的方式构成的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已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地质学家——耐心研究过。
第119章 普吕梅街的牧歌和圣德尼街的史诗（4）（）
这些地下工人试图凿穿岩石，打开幸福之源，让幸福之水滚滚淌出。这些人各有各的名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工作范围异常广大，从断头台的存在一直研究到战争问题。法兰西革命所宣布的人权问题当然必在其中，除此而外，他们还特别重视妇女和儿童的权利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此就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一一进行理论上的详尽论述，我们只打算蜻蜓点水地提示一下。这想必是会得到谅解的。
社会主义者提出来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抛开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那些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
生产财富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
分配财富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中包括劳动问题。
第二个方面中包括工资问题。
劳动问题涉及劳力使用的问题。工资问题涉及收益权的分配问题。由劳力的合理使用产生出公众的权力。
由收益权的合理分配产生出个人幸福。
这里所说的合理分配，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公平的分配。平等的第一位的要求是公正。
两种东西的结合——公众权力为其表，个人幸福为其核，便产生出社会繁荣。
社会繁荣有三个要素：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
英国完成了上述两个方面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