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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讲过的那些严肃的话：“那些平日拼命博得君王欢心的人，此时此刻却尤其大胆地反抗起君王来，就像一只从这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的小鸟。在此情势下，对那些丢掉危难中的荣誉捞取昌盛中的荣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不难的。可是，我们，对君王的尊敬却始终如一，对那些落难中的君王，我们尤其如此。”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贵，却没有带走惋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重于他们本身。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之上。
七月革命立即在全世界获得了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敌人。有的欣喜地投入了革命之中，有的对它则咬牙切齿。这是不奇怪的。对欧洲的君主们来说，起初就像猫头鹰看见了旭日，先是紧闭双目，备感伤心，不知所措，直到想出对策，要对革命进行威胁时才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恐惧那是自然的事。他们感到愤慨也是自然的事。这次革命是奇特的。没有发生任何动荡，对于被击败的王室没有过火行为，没有使战败的敌人得到流血牺牲那样的光荣。专制政府总希望自由发生内讧，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次革命进行得如此温和。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都没有发生。对它最不满意、对它最愤慨、对它最惊悸的人都转而对它表示了敬意。不管人们的私心有多么重，宿怨有多么深，种种事态中均显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而感到，肯定有一个天神助了一臂之力。
七月革命是人权对现实的胜利。它是光辉灿烂的。
人权战胜了现实。1830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射出的，1830年革命的温和也是从这里学到的。它说明，人权可以无须通过暴力获得。
人权，便是正义，便是真理。
保持美好，保持纯洁，这是人权的特性。那事实会如何呢？事实是，即使人权是最需要的，即使它是得到当代人赞同的，但一旦它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着，它一定会减少含量，改变味道，无可避免地演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是荒谬的东西。如果要我们立即拿出例子来证实这一点，看看这种演变达到了怎样的丑恶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几百年前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君主论的作者，主张统治者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凶神，也不是一个魔鬼，更不是一个无耻下流的作家，他只是当时的一个现实。并且那也不只是意大利的一个现实，而是欧洲的一个现实，16世纪的一个现实。结果，他已变得恶劣不堪，从19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尤其如此。
这种人权和现实的斗争，古已有之。结束这种争斗，让纯洁、美好的思想和人类的现实结合起来，融合起来，用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这便是哲人的使命。
二结局糟糕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权势者的工作又是另一回事。
1830年的革命很快就停顿下来。
革命的航船一旦搁浅，权势者便立刻着手破坏这只航船。
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纪里，权势者多半自加封号，戴上政治家的桂冠。正因为如此，政治家这个词越到后来就越具有行话的色彩。我们不应该忘记，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庸人。所以，权势者也，庸人之谓也。
与此同时，所谓政治家，有时可以如此称呼——民贼。
按照权势者的看法，七月革命这类性质的革命，是动脉破裂症，应当赶快把它缝补起来。对人权的要求如果过于苛刻，那就很难收场了。因此，人权一经获得认可，就应当着手治理国家。自由有了保障，也就应当想想巩固政权的事了。
走到这里，哲人和权势者还不至于分道扬镳，但是已经产生了离心倾向。为政权着想？那好吧！但问题是，首先得搞清楚，要巩固的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其次，它是如何来的？
人们就此问题在窃窃私语。但权势者似乎听不见这种反对意见。他们照旧干着他们的所谓缝补手术。
一些政治家站出来说话了。他们惯于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实际需要。他们说，革命之后，作为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最最需要的，是快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在革命之后享有和平，换句话说，唯有如此，才可以医治创伤、修补房屋。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所。
但是，找一个王室后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117章 普吕梅街的牧歌和圣德尼街的史诗（2）（）
相比之下，出于需要，找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找一个有钱的人做国王倒不是难事。波拿巴是前一种人的例子，伊土比德伊土比德，墨西哥将军，1821年称帝。是后一种人的例子。
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都能够成为王族的世系的。形成这样的世系，非经几个世纪的起伏磨练，形成王者的皱纹不可，非有点光荣的家族史不可。
假使我们以那些“政治家”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所有观点——革命之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这位国王最好应当具备何种条件呢？第一，他可以是，并且最好就是革命的，或者说，他曾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在那里面插过一手；其次，这是退一步的说法，只要他参加了革命，却不必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必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长剑。
一个王族的后裔最好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换句话说，他应与革命者保持一定距离，这不是说行动上，而是说思想上。过去，他曾起过作用，留有痕迹；未来，他将有所行动，引起人们的好感。
这一切也使人明白了，早期的革命为什么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必须选择一个家族，要找不伦瑞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印度有一种榕树，它的枝条会垂到地面，这些枝条接触地表后便能够在土里生根，并且自己长成一棵新树。每一根树枝几乎都能成为一个王朝。人类的王室也会同这种榕树的王室一样，不同的是，榕树的枝条要向大地低头，而王族只要倾向于人民便可。
这就是那些权势者的全部理论。
他们还有实践这些理论的伟大艺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掺杂上某些惊叹灾难的声音，以便使胜利者因激动发抖的同时也因灾难而发颤；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点恐怖气氛；尽可能地把弯路拉长，尽可能地把步伐放慢；冲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曙光；对民众的热情指手画脚，加以遏制；削平革命的尖角和利爪；谁欢呼胜利，就往谁的嘴里塞棉花；给人权着装，让它的衣服龙钟肥厚；同时也给包裹，让魁伟高大的人民躺在法兰绒里，赶快去睡大觉；对于过分健康者，强令忌口；对于钢铁硬汉，让他接受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使革命队伍分化瓦解；谁想得远，便诊定他害了“远大理想病”，让他喝掺了甘草水的蜜酒；绞尽脑汁，防止成功过分，即为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1830年搬用了16881688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年英国使用过的那一套。1830，是一次在半山腰停止了的革命。半吊子的进步；差不离儿的人权。可逻辑只承认绝对，并不承认这半吊子，也不承认这差不厘儿。不能因为太阳与蜡烛都发光，蜡烛便成了太阳。
那么，使历次革命都停留在半山腰的，到底是谁呢？
资产阶级。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这个阶级代表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昨天饿着，今天饱了，明天将发胀。
1814年拿破仑下台以后出现的情况，1830年查理十世上台之后又重现了。
资产阶级被人们错误地当成了一个阶级，其实，他们只是人民中间利益得到了满足的那个阶层。现在，这个阶层有时间坐下来了。一张椅子无法构成一个社会等级。
由于他们过早地坐了下来，他们进而要求人类停止前进。这一点是资产阶级犯下的历史错误。阻止了社会的进步，显示了利己主义的痕迹。说它不是一个阶级并不是由于它犯了这样的错误。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等级的分界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利己主义来说，也应当是如此的；1830年的震动过后，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既不是由无所谓和懒惰所构成、包含一点羞愧心情的那样一种局面，也不是沉沉入梦暂忘一切的那种睡眠状态。他们要求的是：立定。
立定这个词儿，含有一种奇特而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对于行进中的部队来说它有动的含义，对于驻扎中的部队来说它有停的含义。
立定，是在休整力量，是手持武器警觉着的休息，是布置哨兵进行防卫的行为。立定，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在继续，明天的战斗即将开始。
这是从1830年到1848年的中间站。
我们在此所说的战斗，也可以称之为进步。
因此，无论资产阶级也好，政治家们也好，都必须站出一个人来，发布这个命令：立定。需要这样一个人，他既要代表革命又要代表稳定，换句话说，他要有本领调和过去和未来，巩固现在。
这样一个人在那里“明摆着”。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二一人”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在巴德市举行的加冕典礼。以往，加冕典礼总是在兰斯的天主教堂举行的。主持人宣称，受冕人为“最佳之共和国”。
就这样，半王位代替了全王位。这便是“1830年的业绩”。
权势者大功告成了。但随后，他们的灵丹妙药的大毛病也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无视绝对人权的情况下发生的。绝对人权忍无可忍，大喊一声：“我抗议！”随后，可怕的现象发生了，它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
三路易菲力浦
一切革命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双手，决定果敢，打得出色，即使算不上彻底，甚至蜕化、变形，降到了幼稚的阶段，像1830年的革命那样，但是，她总会保住足够的天赋明哲，不至于走投无路。
革命只会遭受挫折，但决不会失败。
无可讳言，革命会犯错误，并且已经犯过严重错误。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一谈1830。1830走上了歧路。但走上那歧路之后，它碰上了好运。在革命突然中止以后建立所谓秩序的措施中，有一条碰巧很有意义，即国王在王室中应出类拔萃。路易…菲力浦是个难得的人。
固然，路易…菲力浦的父亲在历史上地位并不显赫，并且当受谴责。但他本人却值得敬重。他的私生活无可厚非，既有全部私德，公德上也可列出几项。他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前途，关心自己的安全，关心自己的事业，爱惜每一分钟——当然却不一定认识一年的价值。他节俭、温和、善良，又很能干，是位好好先生和好亲王。与妻子共居一室，还专有仆从负责引导绅商们去参观他们夫妇的卧室（当时的风尚是，王室夸耀淫乱，无疑，向外界展示自己严肃的家规，是大有好处的）。他精通、能讲欧洲任何一种语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懂得代表各阶层利益的语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