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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对老妇人的模样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说：“好一个美丽的娘子！可惜小的无福。”
他继续赶他的路，并且放开嗓子唱着：
大王蹬木鞋
行猎热情高，
打着黑乌鸦
唱了三句，他停下来。他已到了50…52号前。见大门关着，便使劲地踢那门，脚上的那双成年人的大鞋将门踢得震天响。
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拐角的地方碰上的那个老妇人跟了来，嘴里不断地叫嚷着，手也乱舞着。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救世主！门快被你踢穿了！房子也被你捅翻了！”
孩子依然不停地踢着。
“难道今天人们就是这个样子照料这所房子吗？”
忽然，她认出了那孩子。
“哟，原来是你，小魔鬼！”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哇，毕尔贡妈。我回来瞧瞧我的老子。”
老妇人做了个鬼脸。那上面有厌恶、衰老和丑态，只可惜黑暗中没人欣赏到它。她回答说：
“家里没人了，小魔王！”
“不管它！”孩子接着说，“我父亲呢？”
“进了拉弗尔斯23均为监狱名称。”
“啊！我妈呢？”
“进了圣辣匝禄2。”
“那我的两个姐姐呢？”
“进了玛德栾内特3。”
那孩子抓了抓自己的耳根儿，望着毕尔贡妈叹了一声：
“啊！”
接着，他旋起脚跟，做了个向后转的动作。不多时，他走远了。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听着他那用清脆的嗓音唱的歌，那歌声伴着萧瑟的寒风，渐渐消失在榆林之中：
大王蹬木鞋
行猎热情高，
打着黑乌鸦
踩着老高跷。
谁打下面过，
就得把钱掏。
第116章 普吕梅街的牧歌和圣德尼街的史诗（1）（）
一、几页历史
一开局不错
七月革命的前两年，1831年和1832年，在历史上是一段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个年份，各自形成了一个高峰，耸立于历史的年代之中。它们所具有的革命意义，是其他历史年份无法比拟的。在这两年当中，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社会文明的基础，上下左右的各种利益因素相互结合，法兰西社会苍老的风貌，一切的一切，都随着各种制度、各种狂潮、各种理论的喧嚣，在风云激荡中时隐时现。这种隐现便是抵抗，便是运动。就在这抵抗和运动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人类灵魂——真理——所放射的光芒。
如今，我们这些人对那样一个时期差不多都感到陌生了。现在，我们既要谈它，那就让我们来试一试，看看是否能够抓住它的脉搏。
王朝复辟时期，是一个中介阶段，对这个时期，人们是很不容易下一个定义的。这一时期人们感到了疲乏，渴望酣睡，同时又在窃窃私语，议论纷纷，甚至出现呐喊和喧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刚刚赶完了一段路程之后的间歇。这就形成了时代的奇特性。这种特点常使那些企图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产生错觉。起初，人们只有一个要求——休息，只有一个愿望——和平。总之，是想蜷缩起来，不再折腾，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什么大事业，什么大机会，什么大风险，什么大人物，感谢上帝，见多了，见够了，再也不想接受了。人们不再要恺撒而宁肯接受普吕西亚斯普吕西亚斯，比西尼亚国王，他向罗马出卖了汉尼拔。；不再要拿破仑，而宁肯接受伊弗佗王伊弗佗王，出现在法国民歌中的人物。。“那是多么好的一个小国王啊！”人们曾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赶了一整天的路，天黑下来了；先是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随后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接着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都精疲力竭。于是，人们渴望有一张床。
献身精神——厌倦了，英雄主义——陈旧了，野心——满足了，利益——得到了。在此情况下，人们下一个目标，寻找、索取、央请、恳求，是什么呢？一个安乐窝。有了这样一个安乐窝，便得到了安宁，便得到了平静，便得到了闲适，便可以心满意足。但是，得到这一切之后，有些东西又从大地上冒出来，让你接受它。它在敲打着人们的家门。这些东西产生于革命和战争，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有定居社会的资格，并且已经住下了。而这些定居者是何物呢？它们是为将要到来的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这样，便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形势：
当人们疲乏了亟待休息的时候，既成事实也要求确认自己的地位。这种确认对于既成事实来说，与休息对于疲乏的人来说意义是同等重要的。
在英国，护国公之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了这种要求；在法国，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这种保证是向时代提出的。时代非给予不可。表面看，这种保证由亲王们“赐予”，而实际上使这种保证得到保证的却是这些既成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需要认识的深刻的真理。在英国，斯图亚特家族1660年对这条真理不加怀疑，并按真理的要求做了；可在法国，波旁家族1814年却对此不屑一顾。
拿破仑垮台后，那个事先预定返回法国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他们的脑瓜儿里能想得到的，只能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它的。它可以赐予，也可以收回；它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一无所有，无权可享。路易十八制定了宪章。那宪章中给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之上的一根枝桠，它由波旁家族摘将下来，堂而皇之地赐予了人民。不过，某一天赶上国王高兴那样做，它可将这根枝桠收回。实际上，它早就应该明白，就连这不情愿赐予的权利也并非是属于它的。
这个家族一直憋着气注视着我们这个世纪。每逢人民欢欣鼓舞之时，它便怒气冲冲。对它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选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就是说选用一个通俗而真切的词儿来加以形容：它老在咬牙切齿。对此，人民早就看在了眼里。
它自以为强大无比。它只看到，在它的眼皮底下，帝国像演完一场戏的布景那样，被搬走了。它却看不到，自己也是被搬来的。它看不透，它自己与被搬走的拿破仑一样，是被捏在同一只手里的。
它自以为根深无比。它认为它有它的过去。它错了；它只是过去的一个部分，而整体是法兰西。法国社会之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之内，它根植于人民，那些深深扎于沃土之内生机勃勃的根须，绝不属于一个家族。它的发育史，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它向四处伸发，但绝不在王位之下。
对法兰西来说，波旁王朝成了它机体一个醒目的、淌着鲜血的节疤，它已不是这个机体的主要部位，它已丧失其政治的基础地位。它完全可以被切除。实际上它已经被切下抛在一边达22年之久。在被抛开的年月里，它还存活着。它只看到了这一点，而没有看到另一点。它是不会看到另一点的。它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马伦哥胜利之日它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这样，它又如何能够看到另一点呢？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像这些亲王们那样，闭着眼睛不看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些神权。也不会看到，任何一种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自灭之物会像它这样，把上界赋予社会的这种权利否认到如此地步。
荒谬绝伦的观念导致这个家族收回了它1814年所“赐予”的那些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真是令人悲叹！而这些所谓的让步，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斗争取得的果实；而它所说的那些被我们“蹂躏”的那些东西，却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些权利。
总之，复辟王朝自以为力量强大无比，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于是，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孤注一掷，采取行动。一天早晨，它果然站在法兰西面前，大声宣告，取消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作为人民的那种权利和公民之所以作为公民的那种本性。
被称为七月敕令的那些有名的法案，其实质便是如此。
复辟王朝垮了台。
这是合理的。不过，有一点应当说明白，这个王朝对进步运动并没有一概采取敌视的态度。许多历史大事的完成，都是在它的眼皮底下进行的。
复辟王朝统治时期，人民可以在平静的气氛中讨论问题，而且已习以为常。这在共和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复辟王朝给法兰西带来了和平，而且在靠和平发展壮大。人民也习惯了这种环境。这又是帝国时期不曾有过的。整个欧洲都对这样一个自由、强大的法兰西产生景仰之情。罗伯斯庇尔时期靠革命发言，波拿巴时期靠大炮发言，轮到靠才智来发言，那还只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之下发生的事。火炬在风停之后被重新点燃。宁静的顶峰之上，纯洁的思想光芒重新闪烁。这是动人的、有益的灿烂景象。15年当中，人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在公众场合又见到了那些伟大的原理。这些原理，思想家以为相当陈旧，但政治家却认为它新颖可取。这些伟大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实现法律的平等，信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和量才授职的甄选制。这种状态延续至1830年，一直到波旁家族作为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被粉碎为止。
波旁家族的垮台是惊天动地的，这并不是指这个家族的气势，而是指人民的气势。这个家族大模大样地，但绝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犹如进黑洞似的下了台。绝没留下能使后代黯然伤怀的那种堂堂正正退出的气概；没有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没有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就是这样，让离开便离开了，放下了冠冕，失掉了光环。保住了面子，没有保住威严。他们缺少必要的面对灾难的那种尊严。查理十世去瑟堡时，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了方桌。在危难之中，他对仪式比崩溃的君权更看得重些。这当然是一件琐事，但他的这种作风却引起了每个忠于王室、热爱家族的人的伤怀。人民与他们相比，就显得可敬可佩。全国的人民，在一天的早晨遭到了王族叛军的武装进攻，但他们自知自己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克制住自己，不曾动怒。他们组织了反击，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运行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继续前进。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庇护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搬出来，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要知道，他们用这种凄切和审慎的态度这样做所触及的，绝不是一两个王爷，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是胜利了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此时此刻，法兰西似乎记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践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巷战，指1588年5月12日巴黎爆发的群众武装起义。第二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家。结束后讲过的那些严肃的话：“那些平日拼命博得君王欢心的人，此时此刻却尤其大胆地反抗起君王来，就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