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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沿着中纺街往西走，将脚尖碰到的所有石子和冰棍纸踢开老远。
饴糖厂的臭味还是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剽悍凌厉而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器，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我们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滩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高中三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东西，塑料的、硅胶的都有。刘京伟硬逼着我和张国栋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了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积谷防饥。”刘京伟说，“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像老流氓孔建国那样苟且善终的能有几个？这些胳膊大腿虽然不太吉利，谁知道哪天你我就用得上。”刘京伟说着话的时候，意色萧然，还用了不少成语，正统的科班教育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和张国栋互相看看，都忙说：“你留着用吧。你全都留着用吧。”回到我的房间一看，发现错拿了两条女人的大腿。以为是大号的男人胳膊，黑灯瞎火的，就拿回来了。刘京伟很大方，说：“秋水，你瘦，你留着用。”我说：“张国栋也瘦，留给他用。要不你以后需要换胳膊的时候，就换上这两个女人大腿。再打架，如果是比你瘦的色狼，以为你一个左勾拳，其实你是一个撩阴腿。百万人里，也就有一两个人能打得过你，西山的大法师也打不过，万一要是遇上你打不过的，你也不急，你四足着地，你就是人头马，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你发足狂奔，北京吉普也追不上你。”刘京伟说：“我靠。”张国栋想了想，补充一句：“我靠，也。”
杂技团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我们和这里的坏哥哥们都很熟，刘京伟的理想就是加个磅，参股开个汽车修理和配件店。刘京伟爱车，特别是一种美军叫做悍马的吉普，像卡车一样大小。我和张国栋一致认为，只有小男人才会爱上那种车，因为用进废退，女孩坐上这种车，没劲的男人也能让她们兴奋来高潮。刘京伟后来盘踞安徽，成为民营企业家造车的先驱。“这个生意太好赚了，四个轱辘，围一圈铁皮就能跑，就有人抢着买。”刘京伟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那之后一 两个礼拜，他就被奸杀在自己旗下五星级酒店的浴缸里，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瓣。老流氓孔建国的修车摊子就在三里屯北街和南街的交汇处，当时还没有那个巨大的扎啤杯子形状的售货亭。他一点也不上心生意，我去找他玩，他就问我：“你看我这‘修车’两个字写得怎么样？别撇嘴，名家的手笔，行楷，虽然没有启功、舒同有名，但是其实功夫高出很多。我坐着等活儿，挡着‘车’字，旁人只看见这个‘修’字和‘修’字之下的我。有天一个大和尚路过，问我修什么，以为我在修身养性。还有两个学中文的老外，问我想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做行为艺术。让我什么都不用改变，还是这‘修车’二字，还是我这张脸和工作服，地点改到天安门，他们俩都脱光了，一人装作前车轱辘，一人装作后车轱辘，我用改锥修理他们。”老流氓孔建国要是上心生意，早就招呼我们把图钉从工人体育馆北门一直撒到朝阳公园南门了，而且要路两边都撒。老流氓孔建国有个打气筒，锃亮，打气手柄两端还镶了西汉老玉剑首，玉色青白，红褐色沁，古色古香。平时藏着，谁也不借，只有漂亮的小姑娘来打气，他才拿出来，自己不打，让小姑娘打，自己点一棵“大前门”烟，看小姑娘在阳光中微风中细雨中奶上奶下臀起臀落，然后再把打气筒善而藏之。老流氓孔建国说，他看姑娘如何打气就能断定其人品好坏，是否宜室宜家，我以后有了女朋友一定让她来这里打气，老流氓孔建国答应给免费鉴定。后来骗了翠儿来，老流氓孔建国气筒子都忘了收了，在阳光里微风里细雨里说翠儿是神品，嵌了老玉的气筒子扔在土路上。朱裳眼睛好，离三十米看见他的修车摊，嘟囔了一句：“老流氓。”然后就拉我到别处打气去了。
朝阳医院门口的水果摊生意兴隆，病人平常吃不着的水果得病之后都吃着了。一两个看摊的发小瞅见我，老远地打招呼：“土鳖，又被老师赶出来了？”
“老师让我帮你盯摊，让你回去补课，从初一补到高三，然后让你参加高考。”板车上有香蕉、橙子、苹果、厚皮的冬季西瓜，都贴了一个外国字的椭圆标签，冒充巴拿马进口。我从板车上挑了一把品相最好的香蕉，撅了两根，剥了皮吃。
“你这么撅，剩下的让我怎么卖呀？”
“不是有那么多善良的群众吗？告诉他们，这把是最新鲜的香蕉，刚从你们家在巴拿马的后花园摘的。不信，撅的痕迹还没老呢。”
“那你也别在大马路上这么吃香蕉呀。瞧你的吃法，一口嘬下去，小姑娘看见会难为情的。要是真闲，晚上来打麻将吧，赢光你最后一条内裤。”
才早上八点多，透过玻璃窗望去，利康烤鸭店里空无一人。伙计们正忙着将一筐筐的去毛鸭子从小货车上卸下来。街北的工体旱冰场静寂凄冷，没扫干净的煮玉米皮和冰棍纸在没风的冬日里直挺挺地躺着，全然没有节假日小混混、小太妹们吆三喝六呼朋唤友纵横驰骋的欢闹景象。翠儿旱冰滑得可好了，正着滑、倒着滑、侧着滑都会，跳起来转个圈落下来还能微笑。她穿件紧身夹克衫、牛仔裤，显得腿无比悠长，头发用皮筋系起来，在脑后形成马尾巴，前面露出大脑门。翠儿一定要教我滑旱冰，我说没有比我更笨的了。翠儿说，就喜欢教笨人，教聪明人有什么意思。我说，我怕摔，怕摔了之后疼。翠儿说，你可以牵着我的手，你哪儿疼我可以帮你揉。我管姐姐借了她练习排球穿的护膝和护肘，没有护头，我戴了一个老爸的羊剪绒帽子，护耳放下来，带子在下巴上扎紧。我穿戴整齐，傻子一样站在旱冰场里，脚下是带轮子的旱冰鞋，和我常穿的片鞋不一样。这个地面不是我的。翠儿右手牵着我的右手，左手搭着我的腰，教我怎么动腿怎么动脚，周围呼啸而过的小流氓们羡慕得眼珠子鼓出来，像一条条的金鱼，哈喇子流到嘴外边时间长了冻成冰碴儿。几年以后，翠儿报考了电影学院。她功课一般，没力气当运动员，没关系当空姐，所以决定当演员。考演员要考声乐、形体、台词、表演。初试简单，群体表演，题目是火车车站，二十几个人一拨儿，各自搔首弄姿。翠儿在几千人里都能素面朝天，这二十几个人根本不是问题，考官再傻也几眼看出，谁是卖茶鸡蛋的，谁是野鸡，谁是真正的戏坯子。二试要求各用十分钟，表演一种人和一种动物。翠儿说，我还是表演我熟悉的吧。翠儿先表演了一种人：美人。具体形式是，叫最资深的主考官过来给她倒了杯茶，然后慢慢喝了十分钟。翠儿后来又表演了一种动物：色狼。翠儿模拟了她所熟悉的张国栋。翠儿的专业考试得了满分。
很久以后，翠儿电影学院毕业了一阵，打开电视看长了也能见着。翠儿约我在工体见面，天下着雨，我出了计程车就看见翠儿打着伞站在旱冰场门口。
翠儿说：“我要走了。”
我问：“去哪儿？”
翠儿说：“去非洲。”
我问：“去演戏？”
翠儿说：“去嫁人。”
我说：“我请你吃利康烤鸭吧，就在旁边，非洲没有。”
翠儿说：“抱我。”
我两手抱住翠儿，感觉她很小，软得像海绵一样。我两臂一用力，翠儿就缩成小小的一团，仿佛能够装进我的裤兜里。她的头发就在我的鼻子下面，在路灯的照耀下，她的头发上雨珠晶晶亮。我的鼻子刚好架在她的头发分际处，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油光水滑，虽然感冒，鼻粘膜充血，大脑发呆，还是闻得见香气。
翠儿说：“还记得我教你滑旱冰吗？”
我说：“我还记得什么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内脏出血之类。”
翠儿说：“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我忘不了。”
我说：“把我也带到非洲去吧，如果没有烤鸭也没有我，你在非洲的日子怎么过呀？”
从旱冰场向南走走，东岳庙的砖砌牌楼从北边看是“永延帝祚”，从南边看是“秩祀岱宗”，看车老头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穿过牌楼，再往南走走，就是日坛第一使馆区。街上空荡荡的，树叶都掉光了，还是那几个黑人孩子骑着单车，没牌没铃没技术，横冲直闯，睥睨自雄。我和这几个都挺熟，每次逃学走到这儿，都能碰见他们。他们的单车没有挡泥板没有支子，想动手的时候就把单车扔到路边的枯草地上，然后互相拳打脚踢。他们长着卷毛头，伸出手来，一面漆黑，一面火红。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懂猩猩说话。我教过他们一大串北京骂人的土话，他们当时说得烂熟然后就全部忘掉。我于是借鉴了《诗经》，编成歌谣，他们背了几次后便记得烂熟，每次见到我就问好似的字正腔圆地骂我一通，兼充复习，同时坏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学了一串他们的脏话，据说东非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很流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走到雅宝路，我上了一辆四十四路汽车。没什么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一屁股坐下。我喜欢后排，路颠簸的时候，起伏最大，好像在骑马。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逃学闲逛累了，肯定要坐四十四路环线兜二环路一圈，常遇见这位售票大妈。大妈身大肉沉，狮鼻豹眼，脸上一脸横肉，线条洗练，刀刀见棱角，不含糊的剽悍，好像“汉八刀”的含蝉。披一头重发，黑多白少，用橡皮筋胡乱扎在脑后，向上斜支，仿佛铁刷子。售票大妈看我的眼神从来白多黑少，想来她一定也和我们街道大妈一样，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明白这个时候出来靠一张月票狂坐车的人，不是无业流氓就是逃学的坏学生。路颠的时候，车颠，我颠，大妈的一脸横肉抖着，嘴角微颤，仿佛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下一个吵架机会的来临，心里默念着：来吧，来吧，来吧。不能听广播，不能看书，不能织毛衣，二环路上的街景也早看腻了，骂街是售票大妈惟一的工作乐趣。
售票大妈和我老妈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们和《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