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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云江县财政局局长、云江县天外有天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吴用楚同志作《关于如何解决县财政认缴资金缺口情况的报告》主要归纳为四点意见：
1、倾尽全力支持县委创立天外有天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局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和义务。
2、为解决认缴资金问题，不得不申请县委、县政府同志动用修筑县城防洪大堤的专用资金1000万元。
3、不得不建议全县所有公务员在今后的三年内，每月只发一半的工资，由县财政局向各位公务人员出具借条。（为了支援我县经济建设）
4、在上述三条意见均可得以解决的情况下，仍有3000万资金不能解决，建议将此事提交筹备小组创立大会讨论。
四、由中共云江县委常委、县委书记、云江县法制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云江县绿化委员会主任、云江县天外有天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史立成同志作总结性发言，并对领导小组最近时期内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作出安排意见：
听了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很好，我很受启发，很受振动，好哇，好。
（台下，立即响起阵阵掌声。）
同志们、先生女士们，创办天外有天股份有限公司，是百年大计、五十年创举啊，大力发展我县第三产业，是我们每名公仆刻不容缓的神圣使命呀。
（全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古往今来，任何朝代、任何伟人要办大事、创大举，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各式各类的困难的。俗话说的‘有大悲，才有大喜’嘛。就象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一样，同志们，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啥子难题，甚至可以说不是啥子问题。这算啥子问题呀？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嘛。（我姑且算它为问题啊）
（台下众人拍手表态‘的确不是问题’）
同志们呀，我们想过没有：区区三千万算啥子呀？请我们大家计算一下：50多万人口，摊区区两千万，每人该摊多少？算一算，啊，用笔算一算，摊多少。当然另有一千万我们决定向市农行借款，现在利息低嘛，市委领导也很重视我们的工作。这里我姑且先给大家透露点稍息，市委曹书记已为我们向市农行借款1000万担保，这还有啥子困难？算出来没有？
（台下有人说：算出来了，如果不包括市农行的1000万，那么50多万人，平均每人摊不到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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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算得好！40元钱？我们办这么大一个公司，每个人才出40元钱，办得到不？嗯？
（台下部份人回答：不成问题，另有部份回答：城区呢，可能问题不大，可乡、镇农村……）
谁说的，谁说‘乡、镇农村’怎么的，说嘛，没关系，我这人是最讲究民主的，勇敢点，啊，有啥子就在这里说嘛，你——你是农办的负责人，是不是？你站起来谈一谈，把话说完嘛。
台下，县农办主任但皮滕慢慢站起来，满脸通红地、结结巴巴地讲到：
“我——我其实也是听几个乡、镇的书记说的，我——我也认为没啥子问题。”
说的啥子，你就说吧，反正我们都召开的是讨论会，允许大家各抒己见，说嘛。
“那天，我们去玉池乡调查旱情，听乡党委袁书记在发牢骚，说啥子他们乡去年根据县上安排‘普九’，由于上面资金没拔下去，而上面又要求他们必须完成任务——修教学大楼，他们没办法只好让群众人平集资100元。除少数几家人是主动上缴了集资款外，其余的都没交齐。去年年底，他们还派乡干部去这些没有交清钱的农户家牵猪赶牛呢，好不容易，才集收缴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至今还没有收缴上来。当时——当时我跟他讲了县委去年的《报告》精神，袁书记当时就跳起来，叫喊说啥子‘妈哟，这次恐怕抓起来吊起打，恐怕也打不出钱来了’，同时还说啥子他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农民交不上来钱，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收不到钱，同时建议县上干部干脆派公、检、法的干警持枪跑去协助，否则——否则，袁书记说，要不，干脆上头摘了我的帽儿……”
不能这样嘛，革命干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如果是要甩担子，那就更不对了，是不是？群众不交清钱，那是群众思想不通，这时候我们的干部该做啥子？‘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三大发宝嘛，我们怎么忘记了呢？思想工作，一切问题都在于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就能成功；做不好，群众就不理解；群众不理解，我们就要做思想工作，你们说是不是呀？
（台下众公仆曰：是的、是的……）
最后，我县财政认缴的2000万元的资金缺口问题，在筹备领导小组充分讨论后，一致决定：以制发股票的形式，向全县50多万人募集资金。今后，全县凡持有公司股票的人，均可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该股票，可流通转让，不限县内或县外。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徐家坳
时间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听见院子西边的房屋后边有汽车鸣喇叭的声音，于根远急忙跑出了院子，来到外面的公路上。他以为程光清他们来了，然而，却是一辆拖砖的卡车。
于根远好不失望。
但是，一想到离开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程光清，马上又要回到这徐家凹来，于根远便倍感兴奋。
“至少得呆上一年半载吧！”
他想到。这样，我们又能一起愉快地生活一段时光了。
于根远出生在黑山村八组一个祖上十八代皆为农民的家庭。他父、母就他一根独苗苗，从小视为宝贝。二十多年前，程光清当时是本乡的广播员。是程光清这位好人振救了他的一生，改善了他祖宗十八代皆为农民的命运。那年，他刚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的贫困和家中没有多余的劳动力，他只好放弃了读高中的希望。然而，他在初中里成绩是优异的，常常在班上是名列前茅。但是，他最终还是得回乡下当农民，就象他瘦弱的父母一样，接受那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然而，是程光清这位贵人发现了他，并最终给他带来了好运。是程光清向当时公社里的一名领导建议：让于根远来广播站做点杂活，搞些维护广播线路的工作，顺便要他为广播站写点稿子。程光清向那位乡领导说：
“他能写，有功底，初中成绩是班上的前矛！”
就这样，他便到了乡里的广播站。先是当临工，然后机遇到来时，又转为了一名吃公家饭的正式干部。从一名农民到一位乡干部，这是多么巨大的一次变化呀！而给予他这次变化的，便是程光清这位贵人。否则，今天，他哪有这样一个身份，更谈不上有这样一个由乡广播员和区供销社分店的一名女工人组成的家庭呢。同时，也就更不用提乡下那纯碎是农民的老实巴交的父母了。他（她）们曾经多少次暗暗流下激动而庆幸的泪水，多少次在心底深处对程光清感恩不尽呀！
于根远也很争气。他干活很卖力，很踏实，从不会让上上下下觉得他很奸滑。这种性格完全符合程光清，包括程光清那时还在这里工作、生活时那年月里的领导干部讲的用人观点。以至于，当转干机会到来时，他便准确无误地把它给抓住了……
于是，程光清和于根远便成了忘年交，直到程光清后来因工作安排被调到区公所之后，乡里便把全乡的广播站工作交给了他于根远一个人。
程光清的即将回来，勾起了于根远他许多动人的回忆：那寒冷的冬夜里，徐家凹公社大院内的广播站房间里，有他俩或看书或撰稿的身影；那明媚的春光下，碧绿的山间小径上，有他俩背着帆布包，边走边谈笑的身影；炎热的夏季，在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寝室里，有他俩因闷热而不想早早地上床躺下，而是围坐在一张简陋的小饭桌上，摆上一盘花生米或半碗炒黄豆，你一杯、我一杯并喝得面颊通红、背心冒汗的身影…… 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呀，虽然远不能跟这些年的日子相比，可在那个年代的黑山一带，能有几个人能期望拥有这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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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随着后来程光清的调离而逝去了——这倒不是说他和他家庭的物质生活越来越贫困，而是，从精神上，他再也没有过以前那段时光里幸福的感觉了。到底啥子原因？他于根远也弄不懂实情，只是无可奈何地认为：或许，社会发展，就是这样子吧……
特别是去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当县广播局的一名副局长下乡来检查乡里的村村通广播工程时。那天，他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之遭糕的表现而深感苦闷。之后的个多月时间里，这个阴影始终浮现在他的脑海。实在是闷得恼火，他便以“自己文化太少”或“工作经验不足”而聊以自蔚。他越来越觉得：这年头，象他这样的“老实人”在政府机构，或者扩大一点范围来说是社会上，均难以“混”了……
那天。乡党委吴书记和乡政府王乡长等人陪同县广播电视局的程副局长顺便来视察乡广播站办公室的建设。当时，于远根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们。当程副局长、吴书记、王乡长等一伙人到来时，于根远便让县、乡的领导们先进屋去，他自己却跟在队伍后面与乡党委办的罗主任站在一起。这时，程副局长在门口停下了脚步，迟迟不肯走进屋去。这时，吴书记转过头来四下寻找于根远的身影，当他发现于根远跟在了人群后面时，便很不高兴地把于根远叫了过来。
“小于，快点到前面来，你怎么跑到后面去啦？为啥子不来给程局长带路？”
于是，于根远赶忙红着脸跑上前去带路，这样，程副局长才肯进屋去。
进到机房来时，于根远想：这回自己总算明白了，领导干部视察工作时，是不走前面的，因为，走在前面的，多半都是些带路的象我这样的一般干部。于是，于根远便慢慢地领会了这个经验。
然而，当他带着领导们走进机房来后准备带着程局长和吴书记等领导参观设备时，党委办的罗主任却一把把他拉到了后面，怒目说道：
“你怎么走在程局长、吴书记、王乡长他们前边呢？真不懂规矩！进来了，那还用得着你去陪？不是有吴书记、王乡长在前面吗？你只负责带带路！”
于根远便赶紧跑到了人群的后面去，这一前一后，倒还真让他背心里出了一身冷汗，一脸窘态。于是，从罗主任那里，他又学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陪程局长检察工作，自己这样的干部，只能为这些领导们带带路而也。
于是，当程局长、吴书记、王乡长等一行人在机房里视察完必，将出门去乡政府吃中午饭时，于根远吸取了刚才的教训，便走在程局长、吴书记等领导前面，抢先一步带他们出门。
正在此时，于根远的后背襟被罗主任一把拖住了。于根远正在发愣，就听罗主任小声训斥道：
“你怎么跑到程局长、吴书记他们前面去呢？领导们视察工作出来时，一般情况下都有随行记者要摄。，如果你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