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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期地点都罗列出来了,仿佛是亲眼所见。
这些新闻非常抢眼,不少普通民众看了之后,都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传来传去不停地人为加料,说得好像王梓钧在台湾呆不住了一样。
至于理『性』一点的,说得就稍微靠谱了。比如《明报》直接把对此的评论归于政治版,而非娱乐版,说道:“台湾方面的禁歌、禁文由来已久,这次将台湾头号明星王梓钧推到前面当靶子,无非是给其他歌手和音乐人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千万不要越界,当局准备清查严管歌坛了。这一次的事件应该不是专『门』针对王梓钧,而是针对以王梓钧为代表的一批自由创作者。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台湾歌坛绑上了一个枷锁,所有的音乐创作人以后都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从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的乐坛一直被台湾歌曲所压制着,这次事件放大了来说,对香港的音乐人来说是一次超越,甚至是取代台湾流行乐领导地位的有利机会……”
关于台湾禁歌的消息,以前也有不少次,不过远远没有这次引起的反应大。不仅香港媒体议论纷纷,就连东南亚都传过去了。
与此消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绿岛某人的出狱,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陈启礼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满满两大箱的书籍,至于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则全扔给了同监的李敖。
“走了,再见这本《明史》送你了。”陈启礼将一个箱子扛在肩膀上,另一只手又拎起一个箱子。
陈启礼走出囚室,李敖在后面喊道:“我还欠你两包烟,等我出去再找你。”
“再说吧。”陈启礼头也没回。
坐着船渡过海面,刚上岸,陈启礼就看见三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
吴敦最先冲了过去,给陈启礼一个拥抱,开心地笑道:“老鸭,你终于回来了”
陈启礼笑着拍了拍吴敦的肩头,王梓荣带着一帮堂主也走了过来,说道:“帮主,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呢。”
“白狼呢?”陈启礼问。
王梓荣道:“安乐在美国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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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书好。”陈启礼笑笑。
吴敦自豪地说:“启礼哥,咱们竹联帮现在风光得很,地盘已经快要打到中部了。现在荣哥是总堂主,帮主的位置给你空着,就等你回来。”
“干得不错。”陈启礼对王梓荣道,“帮主还是你来做吧。”
吴敦是陈启礼的铁杆心腹,急道:“你说什么呢,大家都等着你回来,我们说好要扫平整个台湾的。”
陈启礼语气平淡地说:“『混』这条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已经想清楚了,出来后做点小生意,打打杀杀地事情就不要来找我了。就这样吧。”
吴敦还要说话,陈启礼按住他的肩头,看了他一会儿说:“跟着阿荣好好干。”
陈启礼向来说一不二,吴敦想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转头看向王梓荣。
王梓荣道:“既然礼哥不愿意,帮主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这个位子给你留着,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吴敦,我们先送礼哥回去。”
吴敦闷闷不乐地帮陈启礼般行李,王梓荣在他心里只算是有能力的义气兄弟,陈启礼才是真正的领袖。
其他堂主则是松了一口气,他们在陈启礼的时代只能算小头头,是后来王梓荣把他们提拔起来的。陈启礼对他们来说是『精』神领袖,王梓荣却关系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若陈启礼真答应回去做帮主,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陈启礼是聪明人,只看这些堂主的眼神就能猜出大半来,怎么会同意回去做一个傀儡帮主?
何况,陈启礼确实有洗心革面的意思。另外一个时空,陈启礼出狱之后,不少以前的小弟找他回去重振竹联帮,他都拒绝了,一心一意地做他的生意。
陈启礼出狱后做过搬运,搞过推销,一点一点的起步,几年之后居然生意越做越大,被评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而当他事业有成后,不少以前的兄弟碰到难处,都来找他接济,遇到纠纷也都找他调解。陈启礼的仗义和公平,即便是与他敌对堂口的元老都要竖起大拇指,这才有后来八十年代,陈启礼出来振臂一呼,一盘散沙的竹联帮众纷纷归附,一些小帮小派携众来投。
只是,此时的竹联帮已经走上正轨,不再是一盘散沙,恐怕以后就没有陈启礼复出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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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场。
“啊”钟镇涛在脚手架上猛地踩滑,一声惨叫声中,整个人都掉了下去。
落了两米多的高度,才终于被身上的保险绳拉住,吓得他一头大汗。
“拉着,快往上拉”作为动作导演的程小东也吓了一跳,幸好这几个镜头绑了绳子的。
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忙活着,王梓钧建议道:“要不少用中长镜头,把那些危险动作拆开来拍吧。反正整部电影的卖点也不在这里。”
“不行。这些动作都是我们原先商量好的,要么不拍,要么就要拍好。”程小东坚持到。
王梓钧妥协道:“好吧,你是动作指导,你说了算。”
钟镇涛不是专业的动作演员,许多高难度动作都要找替身。在王梓钧看来,这些替身演员简直在玩儿命,实在是让他心有不忍。
这些动作戏拍得很慢,几分钟的戏,细嚼慢咽地整整拍了五天才收尾。
应付完一路跟踪的香港记者,王梓钧满身疲惫的回到别墅。
刚洗完澡,李京浩便上楼来问:“老板,外面有两个男的要见你。有个说自己是《明报》的副刊编辑,要不要轰走?”
“《明报》的副刊编辑?难道是来找我做专访的?”王梓钧想拒绝,又不好抹了金庸面子,便说道:“让他们进来。”
很快李京浩把人领进来,走前面的是个中年人,王梓钧隐约记得叫蔡炎培,是亦舒的好友,以前见过两次面。后面那人斯斯文文的,年轻得很,却不知道是什么来路。
“你好,王先生,冒昧打扰,请多多包涵。”蔡炎培不好意思地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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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兄请坐这位先生也请”王梓钧道。
蔡炎培介绍道:“这个叶辉,我们香港文坛的新秀才子。”
“叶先生好。”王梓钧点头道,心里却想着这两人今晚到底来干嘛。
王梓钧对香港文坛不怎么了解,却不知这二位以后的成就,蔡炎培做了《明报》三十年编辑,作品无数,后来还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只比王梓钧大一岁的年轻人叶辉,也是日后香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特别是蔡炎培,『性』格跟古龙差不多,是个『性』情中人,只不过比古龙收敛一些,没那么癫狂,前两年还和亦舒玩三角恋爱。
随便聊了几句,年轻的叶辉忍不住了,说到了来意:“王先生,实不相瞒,鄙人准备创办一份诗刊,想向你邀一篇诗稿。”
“我?”王梓钧乐了,“我哪会写诗啊。”
叶辉道:“王先生就不要妄自菲薄了。您的处『女』作《搜神记》中,那首《刹那芳华曲》可是流传甚广,还有《东风破》的歌词也是诗意盎然。您写诗的功底,恐怕比不少所谓的诗人还要深厚。”
“不行不行,我可不会写诗”王梓钧连连摆手。
蔡炎培朝叶辉苦笑了一下,他是被叶辉强拉来做引荐人的,找王梓钧要诗,这本身就让他觉得有些搞笑。
叶辉沉默了一阵,看着王梓钧诚恳地说:“王先生,实不相瞒,这次向您邀稿,主要就是想借你的名气,为这本新诗刊增加人气和关注度。我知道你不缺钱,我也给不起太高的稿酬。我办这个诗刊,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为如今凋敝的香港文坛做一点贡献。如果您实在不愿意地话,我也无法勉强。”
日后谈起香港,都说这里是一片文化的沙漠。但事实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涌现了不少高质量的文人。但从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内地“文革”时的极左文艺思『潮』对香港文坛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部分香港作家(主要是南迁作家,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的文学主体和审美意识淡化,作品出现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和充满说教的流弊,令读者望而生厌。
同时,因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相继关闭华校,禁止华文刊物入境,以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香港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难以为继,纷纷停刊,如创刊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文坛》、《纯文学》等刊物都宣告不支而倒闭。
失去了生存的物质条件,许多靠笔杆子为生的文人开始转行,到了七十年代后,整个香港文坛迅速滑入低谷,但也有一部分文人苦苦支撑。
这个只有24岁的年轻诗人叶辉,在眼下这种恶劣情况下,居然想要办一本纯文学的诗刊,简直是稳赔不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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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叶辉诚恳的眼神,王梓钧有些不好意思拒绝。
“这个,你办诗刊在资金上困难吗?如果缺钱的话,我可以资助一些。”王梓钧说,“至于写诗嘛,那玩意儿好久没写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资金虽然有点困难,但还可以克服。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刊物没有知名度。”叶辉咬咬牙说:“要不我写一首,署上您的名字?”
“你这不是叫我作家吗?”王梓钧哈哈大笑。
叶辉满脸失望,蔡炎培对他办诗刊也不看好,这次来陪他来找王梓钧也并不抱希望。见王梓钧拒绝,蔡炎培道:“阿辉,我看还是算了吧。王先生拍戏很忙的,我们可以再去找余光中先生试试。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和余先生也打过一些『交』道。”
“也只好这样了。王先生,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打扰您休息了。”叶辉叹口气站起来道。
王梓钧送两人离开,一边走一边搜脑子里存的资料,可都是一些关于影视、音乐,以及台湾七八十年代经济政治方面的东西,居然找不出一首诗歌来。
就在两人即将出『门』的时候,王梓钧脑子里灵光一闪,居然还真发现一首,忙说道:“两位稍等,我突然想起以前高中时候写过的一首诗。”
“真的?”叶辉惊喜道,他可不管王梓钧这首诗写得好还是烂,只要能借王梓钧的名头吸引眼球就可以。
“是首情诗,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王梓钧又将两人请回来。
“要,情诗更好。”叶辉连忙道。这几年被大陆的左派文学害得不轻,那种正儿八经的诗反而让读者腻歪。
等王梓钧坐下,叶辉连忙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纸笔,铺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王梓钧一边写,叶辉一边小声念道:“《飞鸟与鱼》: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好诗,真是好诗,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好诗啊。王先生你真是太谦虚,能写出这种诗歌,居然说自己不会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