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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之于康熙的闭关锁国。
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从事外贸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其中包括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明清之际，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力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是十分有利的。一直到鸦片战争，如果不把鸦片这种毒品算在内，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等都曾是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欧洲人却拿不出多少可以吸引中国人的价廉物美的货物。
在十八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国际间的贸易是茶叶贸易。英国大量从中国低价收购茶叶，然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获利极大，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要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允许中国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留给他们进行大规模远航贸易的条件，由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大宗出口商品中的高额利润，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商人。这种利益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激发手工业生产者去提高水平和扩大规模。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妨碍这种贸易就是妨碍中国国力的增强。
限制国人出海贸易的极深远的坏影响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人士能出海贸易，或因另外的原因出国，对欧洲诸国或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了解增多，也可能会从那里吸收和学习其文化中的精华，也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至少可得到一些消息，使有心人产生兴趣。这样，中国虽然由于制度的影响，没有能自己独立地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但从别人那里学，即使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也可以算是有了点近代科学技术吧。何况，中国人是不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吸取了别人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再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只能归因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康熙帝。
本文太长了。但这个话题还没说完。至少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较早还有明太祖和明成祖禁止老百姓出海，为什么不说他们是罪魁祸首，而偏要说是康熙。
另一个是为什么康熙要实行海禁？实际上，其出发点就是对汉族人的防范。
这些话题以后再写吧。
奇闻逸事集 015 雍正的天真
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嗦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都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功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靠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地是喜欢这种贾政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的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让曾静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地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企图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为了把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像。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奇闻逸事集 016 储位之争
储位之争：前奏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6岁的福临继位；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破坏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