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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先后回国了。
肖斯文在医院躺了两天就自己主动要求出院了，刚回来想给我说点什么，我却把欠他的２０００块钱夹着几张零钞砸上他脸上，说是要连本带利，他一个人颓然收拾着地上的钱，嘴里还在喃喃着：“活该，都是我活该。”
第二天，他把要把钱还给我，我没理他，他强塞给我，却被我一把推得老远，喊他滚。他后来趁我不在，托老大把钱还给我，老大则说，一笔帐归一笔帐，还是算清楚比较好，他无奈之下把钱塞在我的枕头下面走了，回来了老大告诉我钱的事，我想再一次把钱砸在他脸上，老大却说算了，人不能太绝了，拿了钱也让他好过一点，记得以后再还他好了。我一直没给他好脸色，整星期整月的不跟他说话。
肖斯文不断的向我道歉，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了，几乎向我下跪，我最终心还是软了下来，接受他的道歉，但是关系却冷了好多，后来肖斯文去了上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时常在我哈欠连天的时候说怀念在武汉的日子，而我总会在这样的时刻挂掉电话。
毕业的散伙饭我和肖斯文都没来，我怕肖斯文来了我会喝了酒揍他人，肖斯文也怕在吃饭的时候见到我，总之这也算不谋而和吧，据说老二那天喝得尿了裤子，和老大抱在一起哭。
老二在最后一次清考高数的前一个星期，忍不住又去了一次虎泉，在当年给我做按摩的那个女人身上疯狂的发泄了一夜，回来时却发现下身奇痒难忍，没几天居然从裤衩上拉下了一个阴虱，１毫米左右，仔细瞅还晃着二颗大板牙，张牙舞爪的，老二当时就吓得跳起来，泼的一下把它捏碎了。赶紧买了剃刀他按着肖斯文教的方法刮掉了所有的毛，折腾了几天，还在凉台上架起了酒精炉子把内裤一条条放在水里煮，他考高数的前夜煮了一夜的内裤，结果在高数的考场上打着呼噜睡着了，所以拖到现在毕业证还没拿到，老大说他应该在电脑城打着工，但是现在联系不到了，我惋惜的摇摇头说，有缘总会相逢的。
王阳最终没有能拿到毕业证，据说回乡做了老师，娶了个村姑，日子过得还算安逸，马老二在后来也到了广州，在一间报社跑社会新闻，据说有一次嫖娼不给钱，警察来了还跟警察装牛逼，扬言要见报，警察同志无奈之下只有通知报社端了他的饭碗。他从报社出来现在还在找工作，听说一直没饭吃，却没来找过我，大概是不好意思吧。
２００４年的７月，我终于离开了莫大，当我走的时候，才觉得莫大原来如此美丽，七月的武汉，每天都能看到离别的情侣和弟兄，我们却好象一点也无缘。好象要把人烤熟，到了广州才发现，原来这里也很热。
第39节．Everything will gone，Everything will go on
直到２００４年的７月１５号，我走过纷繁嘈杂的广州火车站，在宿舍放下行囊，看着窗外昏黄的天空，怔怔地坐了三个小时——身旁另一张床上，我的广西室友睡得正香。我一直到踏上广州，还像在云雾里飘着——我的运气好得可以说是传奇，我们上届扩招，单位，特别是媒体人都满了，系里的同学在疯狂地找工作，骑驴找马，有去乡办企业的，有去小城市当狱警的，还有几个四眼竟然当了兵。我那５０块钱一份的简历在被若干家报社无声无息地吞掉后，竟然收到了某求职网站转发来的一份通知——我被广州一家日化企业的综合管理部门录取了！
根据公司给我的Ｅ…ＭＡＩＬ，我是公司人事部直接录用的，没有试用期，在公司前台报道后，我还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供我熟悉这个城市——这段时间寂静的教我害怕，我每天匆匆地下楼，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和唯一的熟人（广西室友）招呼一声，吃上一份５块钱的盒饭，然后上楼，捧着一本企业管理的书诚惶诚恐地看着，等待着正式上班那一天人事经理的考核。当时的我，完全隔绝于这个花哨的城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三个月后，我就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城市醉生梦死的夜生活——每天下班和同事消夜，泡吧，和各色小姐调笑，借助酒精和人民币的威力，在他们麻木的身体上发泄着空虚。
２００４年９月中旬，我来到这个城市整整两个月。这天夜里，我和几个同事在芳村酒吧街喝酒玩闹，凌晨两点，我们放肆的醉梦被五六十条手持长棍、消防斧、铁管大汉惊醒。同事中有人喝高了，多了句嘴引来泼天大货。我们在一片打砸和喊叫中踉踉跄跄地跑出来，两个同事头被打破了，一个耳朵查点被削下来，广西同事的鞋子跑掉了，我的头在酒精的作用下不断地炸疼。
我们几个人狼狈地站在街头。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城市黑夜的寒冷和残酷——鲜血和死亡随时就可能发生在我眼前。广州，２００４年９月的某个凌晨，我把一把鼻涕擦在西服袖子上，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哭完了，仅仅是五个小时。四个小时后，我又穿着整齐地出现在了公司，黑着眼圈和同事们一一招呼问好，中午吃饭时，甚至绘声绘色地指着报纸向女同事描述起昨夜我是如何在暴徒的刀棍下鹞子翻身踏雪无痕。
“人生就是如此啊”，我忘不了张艳说的那句话“世上男男女女，无非买Ｘ卖Ｘ，你娃娃现在没钱买，就得夹起尾巴做人”。说这话时候的张艳已经变得十分淫荡了，毫不避讳地和我比较起他的香港“老公”和肖斯文的床上工夫。
２００４年的８月份，在广州炎热的街头，我看见了世界上穿着最性感的孕妇——我的同学张艳，那个曾经胖乎乎的纯洁女孩。
我和她的见面实在是偶然，但是她却一点也不惊讶，慵懒的脸上似乎还要昨夜牌桌上的残妆——却掩不住久经世事的沧桑——我不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比我晚半年出生，然后早半年来到广州。
张艳和我说，她现在和一个香港人交往，那人给她房子住，给她零花钱，她在为这个男人生孩子——我沉默了，心里憋屈地想哭，找不到话头，支支吾吾的指着她的肚子问肖斯文。
张艳听我才说到这个名字，就夸张地笑了——她笑弯了眼睛笑弯了腰，骄傲地抚摸着肚子对我说：“你见过煮熟的豆子还能发芽吗？”
至此，我才知道马杜罗那一脚彻底地废掉了肖斯文——在放假前的三个月里，肖斯文脸色铁青，彻夜彻夜地不回宿舍。有一回，老二还在厕所惊奇地发现了“月经”——现在想来，那是肖斯文的血尿。
人生其实就是有那么多巧合啊，轮不到你不信就招呼到你头上来了。我常常想，要是肖斯文的老爸不凑巧碰到他统治下的暴民一起坐牢，他也许不会那么难过那么糊涂；老二如果不是凑巧提出要药，苏琳也许就能逃过一劫；马杜罗那一脚要是稍微偏一点，肖斯文现在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是生活就是这么凑巧。那次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很久，肖斯文都远远躲着我们，我常常在宿舍里一个人郁闷着生活的巧合怎么处处与我为难，卫婕如果不是因为那次不幸，我们是否还能在一起呢？还有苏琳，为什么那么点儿背，被肖斯文一次得手，却要吞下这么多的苦果？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一回和同事吃海鲜中途接到了老大的电话，他已经保研成功正沉浸在喜悦中，明显喝了酒，语气带着醉后的猖狂，与往日大不相同。他略带鄙夷地说起了那次事，我坐在饭店玻璃边，一边停电话一边静静地看着在夏日的广州街头，身旁人声嘈杂觥筹交错，老大牛逼轰轰语气轻佻，我头上冒着冷汗，身上却咱发抖，千里之的声音一句一句刺进我的耳朵：“肖斯文那次不知道憋了多久……他一直惦记卫婕呢，张艳吵架，不让他碰……他去找苏琳……一次下了整瓶的药……整整两天没下床，前前后后不知道来了多少次……那么好的身体，回来就发烧……不知道苏琳现是怎么撑下来的……”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挂掉电话的了，那时候，我已经不再憎恨任何人。一年前，我们虽然已经满了十八岁，却还都是孩子，不懂得珍惜，甚至不懂得挥霍。生活在开我的玩笑，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这都是我们命中该着的。毕业后，我变得很悲观，只有在睡觉前，把自己掩藏在黑暗中的时候，才敢像以前一样孩子气地想想，如果我不是因为那次集体活动认识苏琳，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是那次失恋，碰上了卫婕一起喝酒又会怎么样呢？还有徐琴，想到那次火车里的巧遇，我每次忍不住淡淡地笑了——我都快要忘记那个温馨的名字了。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２号，我第一次正式上班。在新的办公桌上惶惑地坐了一天，手足无措。临近下班时分，人事部郝经理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３０岁左右的职业男人，西服的领带打得十分精细。白色的脸颊不是胖，却好像累得有些浮肿。价值不菲的金边眼镜似乎要在上面勒出血痕来。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他对面，任由他用疲惫的眼神翻着我的简历，不咸不淡地问了几个公司杂物管理的问题。直到他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在关门的时候，被他叫住了：“汪平，等等。”
声音里有南方口音，但却不是一贯的命令语气。
我站住了，回头疑惑地看着他。
他长出了一口气，摘下眼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表情仿佛在岁月的酒精里无奈地浸泡着，一丝欢喜，一丝绝望，一丝忧伤地问道：“徐琴，她还好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