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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画过一副卫婕的画像，是不是就是当初卫婕为了装拼图而撤掉的那副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据说他为卫婕保研的事情帮了不少忙，后来又听说现在在筹划着结婚。不过总之我再也没见过卫婕了，不过我可以肯定，她现在一定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幸福。
时间很快就这样过去，大四上学期很快就过去，寒假里，老妈问我卫婕这女孩现在怎么样了，我说还行，就这样吧。老妈一再叮嘱我好女孩子一定要珍惜。每次听到心里都在疼，却又不敢说。
在家的时候，星空无比灿烂，比起在徐琴楼下那一夜看到的更加灿烂，它们每一颗都比太阳更火热，却因为离我们太远，难道距离真的让我们不知道所以吗？时间又何尝不会改变，军博里的那些威武的破烂，还有小唐的墓前无人清扫的杂草。
我年三十给唐波上灯时，墓地里沸腾着各式的鞭炮声，只有唐波的墓前冷冷清清，他们家已经被迫搬到了外地，而当初的那群兄弟据说坐牢的坐牢，跑反的跑反，更听说黑道放出话来，要让唐波死了都没人送饭。总之年三十小唐的坟前，一个人都没有来。我倒宁愿相信这不是所谓的情势所逼，而是时间让人情变得冷漠。那天我安全的回到家里吃年夜饭，什么也没说，整个年过得都不开心。
第37节 THE SOUND OF SILENCE
大四下学期开学，正如我所想到的，寝室空了很多，不少人已经去上班了，等着拿毕业证，与二三类学校相比，莫大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用去愁饭碗，但是苍凉的寝室却让我们又一次感到了冷，我一开学就去找苏琳，张艳告诉我，苏琳这个学期没有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苏琳家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出国的事，学校的手续他家里人已经给她办妥了。我又问苏琳怎么没告诉我，她笑了笑说：“告诉你又能怎样？你留得住她吗？”我无言以对，只是对张艳的尖刻有些不快，摇摇头就走了。
苏琳去了哪里，我一直都不知道，问张艳，张艳也说不知道，打她的手机早就停机了，打她家里的电话，那头却告诉我她家已经搬家了，我曾经试图靠全国各地的朋友去找她，甚至在网上用人民币悬赏关于她下落的消息。各种不同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来，有的说她去了美国，有的说在法国的地铁里看到过她，有的说在尼日利亚采风的时候见到她跟一群黑人小孩做游戏，又有人说她没有出成国，现在在武汉的某家公司里上班，还有人说在北京看到她和东交民巷换外汇的家伙在一起。她到底在哪里，她过得好不好，我都无从知道，我只是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她，至于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没有想过。
情人节那天我又是一个人过的，指望苏琳给我发短信，也没收到，倒是徐琴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一看是她打的，想了一下还是挂掉了，我接着收到她的短信，她说没什么事，只是祝你节日快乐，希望看到短信的时候我能开心。我苦笑了一下，想说也祝她快乐，但是字打到一半，还是删了。
那段日子肖斯文依旧每天在寝室里闲逛，也没急着去找工作什么的，老二的重修还有最后有一门要忙，老大告诉我们，他保研的事情已经下来了，要请我们吃饭，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寝室的兄弟一起聚餐，半斤大曲下肚，肖斯文又一次目露精光，口里呢喃称自己为朕，还不忘记叫周围的食客“众爱卿平升。”老大给我们讲着导师的女儿如何漂亮，对她如何体贴。说得如痴如醉，却也没去管肖斯文的酒疯。
那天肖斯文在厕所里吐了五次之后终于老实下来，被老大一人抬回了寝室，老大一放下肖斯文，轻松了很多：“都快走了，以后想喝醉都难了啊。”我很奇怪的问老大为什么总是这么多离愁别绪，老大只是笑，什么也没说。
武汉的天气总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那一年的二月的武汉却忽然热得令人焦躁，而等着毕业的心情比这天气更焦躁，新闻学院里所有还留在学校的人都这样，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等着毕业，日子就这样过去，整个二月，整个大四下学期，日子象一个巨大的磨盘，在每个人身上碾过。
唯一想慢点毕业的是老二，他每天复习着高数，但是显然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去研究那些歪歪扭扭的公式，倒适合去找个机会好好的发泄一番，的确，这是一个荒唐的季节，在这个荒唐的城市里，每天都有无数荒唐的事情发生，或许在今天，又或许在明天。
我点上一枝烟发呆，肖斯文出去不知道干什么了，老二埋着头在看高数，但是显然没看进去，最轻松的还是老大，他躺在床上无奈的翻着本英文原著，寝室里一派祥和安宁，我想找人说话都找不到。
第38节 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
楼下响起了一片嘈杂，我应声望下去，发现围了不少人，也不知道什么事，人群中忽然有人喊起来：“我操，小日本打人了？”寝室里三人同时来了精神，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老大的眼力最好：“我靠，那不是肖斯文？”我想问老大出了什么事，老大什么都没说，头也不回，就朝楼下冲，我和老二也跟着出去，心里知道没好事，但是还是跟着下去了。
这一幕估计是在场所有人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壮观的一幕了，即使二战期间也不会有这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打架。老大一上来就放倒了一个要上来打肖斯文的韩国人，把他压在地上不能动弹。
此刻的肖斯文则无力的摊在地上，好不容易才支起身子，我看见敏郎被人架住，还挣扎着想上去打肖斯文，尽管前面认识，我还是给了他一脚。他惊讶的看着我，我回了一句：“他是我兄弟。”
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美洲帅哥马杜罗，他显得特别激动。用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骂着脏话“禽兽！你这个王八蛋！”显然是指着肖斯文的。他看见肖斯文从地上爬起来，不知道哪里来了股牛劲，挣脱出来，朝肖斯文肚子又是一脚，我冲上去想揍这家伙，肖斯文却有气无力的叫住了我：“别打了，兄弟，我对不起你。”
“兄弟？你们中国人是这么做兄弟的吗？”敏郎在一边捂着肚子放肆的笑道。一个家伙上去给了他一巴掌，他的嘴角上渗着血，但是还在笑。我白了一眼敏郎，没去理他，而是走到肖斯文跟前扶起他，他却挣脱我的手，耷拉着脑袋晃悠着站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拍拍肖斯文身上的尘土问他。肖斯文还是耷拉着脑袋什么都不说。
马杜罗拼命的挣扎着，但是后面那两个家伙却把他的胳膊挽得更紧了，似乎根本没有挣脱的余地，他声嘶力竭的继续用那口不大纯熟的中文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对苏琳做了什么？”
“告诉我，你对苏琳做了什么？”我还是这样问着肖斯文。肖斯文耷拉着头，半晌才说话：“苏琳，是我害她的。”“你说什么？”我皱着眉头问，连连摇着头，我心里已经明白，但是却还抱着希望，希望这只是肖斯文随口说说的。
“苏琳那事，是我下药干的。”肖斯文无力蹲在地上，头埋得很底，好象生怕看见我的眼睛。
我记得当时一边看着肖斯文，嘴巴张得大大的，全身无力，差点滩倒在地上，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马杜罗咆哮着，象一只被激怒的狮子，从两个膀大腰圆的体育生的束缚下冲除开，那两个一米八几的体育生推得老远，上来给了他一脚。这一脚似乎完全没有方向感，那一脚不偏一倚踢在他的档部，他当时就倒在地上抽搐起来，眼睛里似乎看到了天堂，还有他老爸那双穿着老人头皮鞋，套着梦特娇西裤的腿，还能看到他的爷爷在向他招手，肖斯文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他爷爷，当年是河南省的大地主，土改前期伪装进步，部队撤走之后组织红枪会作乱，杀害大量干部和贫农，等到后来部队带着机枪来镇压，春风得意的少东家赶走妻妾，绝望地在大屋子里做了一整天，拿一把马牌小橹子自杀了。肖斯文的老爸没见过他的地主爹，是遗腹子，但是私下却常用祖父当年的故事教育幼年的小肖斯文，肖斯文从来就没见过爷爷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他那天一定看清楚了爷爷的慈祥的样貌。
周围的人见到这个情景全呆了，老大也呆了，没有人去扶他，甚至没有人正眼看他一眼，有的人白了他一眼走了，隔壁的马老二朝肖斯文身上吐了口唾沫，招呼着王阳：“走，上楼去，这王八羔子犯贱，是自作自受。”
我当时想上去给肖斯文几个嘴巴，老大却在后面牢牢的箍住了我：“够了，打他脏你的手。” 保卫科的胖科长带着一帮校警匆忙的赶来，招呼着人扶他，拉了半天才有两个站在后面的家伙懒散的把一摊烂泥般肖斯文半扶半拖，送到学校医院。
张艳走的时候告诉我，肖斯文那天是约苏琳到他租的房子拿一些资料，却把那瓶迷药倒进了果汁里，这瓶药其实是当初买了给老二用的，想不到却用到了苏琳身上，而那一晚，我正从北京坐火车回来，正做着那个虚妄的梦，只有真正到了那个时刻，我才知道梦是如此的真实。
张艳是在肖斯文被打以后的一个星期走的，她走的时候甚至没有告诉肖斯文，只是约我出来说会话，她说其实苏琳早就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只是不敢告诉我而已，我问是不是她把这事情告诉马杜罗的，她笑而不答，只是说反正有报应就行了，还管这么多干什么。她去了广州，我问她去干什么，不要毕业证了吗？她说算了吧，这鬼地方太让人失望了。
保卫科的灯火彻夜未熄，胖科长在那天在办公室踯躅了一整夜，面对着足可以组织一次联合国会议的“国际纠纷”，哆嗦着等着上头的指示，而我和老大，也在保卫科冰冷的地板上，和几个带头动手的一起蹲了一整夜，留学生们则围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喝着茶聊着天，我感觉犯困，找一个认识的校警要烟，他犹豫了半天，给了我一枝红河，叫我到外面去抽。
二月的武汉，星空有些模糊，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北极星，只得作罢，我开始感到害怕，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或许会被开除，也或许拿不到毕业证，更有可能是在档案上记上一笔，但是最心痛的，还是被肖斯文欺骗的日子。
后来老大在电话里说，其实肖斯文并不是指望着苏琳，他几次私下都愤愤不平，因为他去找卫婕，卫婕从来没有给他过好脸色，“肖斯文大概是后来一时忍不住，看苏琳好骗吧。其实他一直想泡到卫婕。”老大说到这里笑了：“卫婕除了跟你的时候有点傻，其他的时候聪明着呢。”
学校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压下来，因为几个留学生不仅没有什么意见，敏郎还尽力为我说情，我们没背上处分，报纸上也没有报导，除了肖斯文的医药费学校一咬牙全额报销外，其余一切都不了了之，好象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但是敏朗和马杜罗在一个月后，先后回国了。
肖斯文在医院躺了两天就自己主动要求出院了，刚回来想给我说点什么，我却把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