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家在这附近住啊？”他问。
“对。”她回答。想了想，忽然说，“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呢？”
“不认识你？”他奇怪地盯着她，咧嘴笑了，“是不是你还不认识我？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刘思扬，我们好像是一个班的。”
“是一个班的。”她回答，也笑起来，可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想，我是谁？噢，人不能太贪心哪。她的脸又无端地一热。
“进城去了？你一个人？”她没话找话。
“去亲戚家了。”他回答。
“你有亲戚在我们这儿？”
“远亲，我母亲的表姐，我得叫表姨，”他说，“是刚刚联系上的，以前，我插队的时候，每次回家，都得在这儿倒车、中转，经常在候车室里过夜，在澡堂子里过夜。那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亲戚，”他笑了笑，“现在知道了。”
他说得很平静，轻描淡写，这是他说话的风格，可这几句话却让这个没有什么经历的姑娘怜惜。她见过那些在候车室里过夜的知青们，没有钱住旅馆，无论他们穿得多么破烂可你还是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认出他们。他们会在黎明时分来到站前广场，花一角钱，买一盆洗脸水。站前广场上，亮着一盏一盏电石灯，每盏灯下，都有一个小小的茶水摊，坐着一个脸像木刻一样的老太太，不光卖大碗茶，还卖茶叶蛋和热的洗脸水。
她喜欢他说话的方式，从不激昂，却有点弦外之音。她还喜欢听他说话的声音。她对声音很敏感，就像有的人对香料敏感一样。有的声音她一听就过敏，比如，很奇怪，她不能听别人吃苹果，那咔嚓咔嚓汁液四溅的声响会让她一下子起一身鸡皮疙瘩。小时候，有一个男老师，教他们数学，那男老师说话声音非常尖利，像一个女人，又像某种锐器摩擦，她一上他的课就心神不宁，混乱，恐惧，痛苦，想逃跑。结果数学成绩一塌糊涂。可有的声音却让她无端地信赖和痴迷，比如，这个人的声音，这个她几乎还毫不了解的陌生人。
那是开学第一周，在第一次班会上，辅导员让每一个人上讲台做自我介绍。那天他走上台说，“我的名字很好记，刘思扬，看过《红岩》的人都知道，我和小说中一个烈士同名。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你原来就叫刘思扬吗？是不是后来改的名字？我估计，在这里，也会有人这么问的。所以，我想一劳永逸地告诉大家，我一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给我起的，从来没改过，以后大概也不会改，除非我再给自己取个笔名——假如我有一天想当作家的话。”
这一番话，假如，换一个人说，或许给人哗众取宠之嫌，可是他却说得非常沉静，而且，诚恳。他刚一开口，她就被他的声音迷住了，是那么清澈的声音，安静、空旷和晴朗，像秋天高原上的阳光，清澈得让人心疼。她很惊讶，她不知道粗砾的、粗暴的生活怎么能使一个人的声音不受一点损伤？
当晚他们班组织了一次联欢会，她又一次听到了那声音：他独唱了一支歌，《怀念战友》，是《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他的时候，
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
白杨树下有我心上的姑娘，
当我离开她的时候，
好像那都它尔闲挂在墙上……”
他唱得极其动人和悲伤，她热泪盈眶。这是一支和他高原雪域般的声音相得益彰的歌。这是他的歌——从那天起她认定了这个。她在他的歌声里打着寒战。从此她不能再听任何人唱这支歌了，这支世界上最好听最悲伤的歌。
那天，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她写道：“潘红霞，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她莫名其妙地写了这么一句话，没头没脑，自己也觉得奇怪，想想，又用笔把这一行字涂掉了。
在班里，系里，甚至，整个学校，刘思扬都算得上一个风云人物，人人都知道他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那成绩本来是可以进北大的呀。他几乎就像一个传说中的角色。开学两个月来，他没有和潘红霞说过一句话，可突然间，他像一个老熟人一样，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和她如此亲热地打着招呼。
一路上，他们说着闲话，关于这城市，他问东问西，比如，“东营盘”为什么叫“营盘”？是不是从前驻兵的地方？还有，“辑虎营”又是怎么一个来历？这些问题，她一个也答不上来，关于这城市的知识，她清白得就像一张白纸。她一问三不知，倒让他惊讶了，他说：
“哦，我忘了，你们女的都不关心这些事儿。”
你们女的，包括谁？潘红霞不知道。可潘红霞知道在他的历史他的生活中，是有“女的”的。那时学校里已经在流传着关于那个女生的故事，那女生，就是那个在古城墙上和他幽会的女友，先他一年，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当然那是被推荐去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一个终结者。在那里她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学外交的男人。至少，这算一个故事，一个悲剧故事，可是从他平静的、甚至是快活的脸上，你看不到这故事的一点蛛丝马迹。潘红霞想，他是深不可测的呀。
水声浩大的夜晚（2）
开往城外的公共汽车，渐渐地，乘客稀少下来，有了空座位，可他们不坐，仍旧站着。天黑下来了，路灯在某个刹那突然亮起来。可车厢里黑着，只有在停靠站的时候车门处才亮起一盏暗淡的小灯。他们都不再说话了，看着外面，外面是一个天一黑下来就要沉睡的城市，沉闷无奇的城市，从外表到内心都平庸拘谨的城市。他忽然开口说：“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吗？”
她回答：“对呀。”想想，又说，“从来没离开过。”
“哦——”他说。
她不明白这“哦——”的意思，是怜悯吗？好像，在这里长大是不可思议的。但就在这时车到站了，是他们的车站，在这里下车的差不多都是那学校的学生。此时，也没有几个人，一下车，就被黑暗吞没了。那是一条连灯火也没有的小土路，却有着哗哗的水声。他们都知道那是一条灌渠，和他们的小路纵横交错着，形成一个长长的十字。一座水泥小桥横在灌区之上连接了道路。他们走上桥面，渠水的声音变得浩大起来。四周都是菜田，黑魆魆的，空气中飘散着新鲜粪肥的味道。在菜田的尽头，在靠近坝堰的一片开阔地带，有一大片苗圃，那里，生长着成千上万棵北方的幼树。
“你总是这么晚才回来？”他忽然打破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沉默，“一个人走这儿，不害怕？”
“不，不怕，”她回答，过一会儿又说，“我喜欢在黑夜里看见学校。”
“为什么？”
这时，他们刚好拐过一个弯，立刻，那一团光明，远远地，在黑暗的深处，尽头，像突然吐露的璀璨又神秘的心事，幽静地，出现在夜行人的眼前。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
“你看，”她说，“就为这个，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美景，”她的声音此刻听上去像一个成熟圆润的女人，“这让我幸福。”她停了一停，朝他转过了脸，“刘思扬，你该笑我了吧？”
“不，”他回答，在黑暗中望着她仰起的脸，被夜色修饰过的光洁奇妙的脸，那上面，有一种极其严肃的、似乎是性命攸关的东西，是他不能了解的，却异常动人，“不，”他说，“潘红霞，你是叫潘红霞吧？我真羡慕你。”
他说，我真羡慕你，她不知道这话的意思，始终不知道。这话，在她的耳边、心里，后来就是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着，像神的语言，无法破解，可是，却甜蜜诱人。它甜蜜诱人地折磨着这姑娘。她感到了巨大的危险，那危险来了，熟悉的、可怕的、致命的危险，向她逼近，仿佛命运在敲门。可她势单力薄，根本阻挡不了那危险的到来。那危险就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毫无希望的爱。
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很多人都看出来，他们在好。这个“他们”，是指刘思扬和陈果。
似乎，他们从前就认识，插队的时候，就有过交往，彼此知道对方的故事。他们插队的地方，都在狭长的河谷平原上，刘思扬的村庄，更接近山区，而陈果的村庄，则要平坦富庶一些。
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圈子，都出自京城名校，有许多共同的熟人、朋友，有相似的历史和经历，注重内心与精神生活，读过差不多的书，喜欢共同的音乐，比如，贝九、柴六，等等，当然也喜欢忧郁的俄罗斯歌曲。他们还有机会读别人读不到的灰皮书，像《新阶级》、《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这种知识优势使他们成为蔑视小市民的精神贵族。他们大多还都有游历的经历，到过许多地方，大多是扒火车去的。若是他们回北京休假，你就会在“老莫”——莫斯科餐厅这样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边熟练地使用刀叉一边大呼小叫欢聚的身影。
在这小城，在这默默无闻的学校，他们自然很容易亲近起来。就算从前他们不认识也很容易从人群中相互识别出同类，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他们惺惺相惜，至少，都知道是因为年龄、或是志愿报得不合适，一句话，运气不好，才落到了这里。这样的人，虽说并不是只有他们一个两个，可分散在各班各系仍旧使他们显出了鹤立鸡群。一只孤高的鹤碰上了另一只，除了惺惺相惜相濡以沫，还能怎么样呢？
陈果很漂亮，只不过，漂亮得一览无余没有回味。有时她脸上会有一种很严厉的表情，不容易亲近。看上去她要比实际年龄——30岁更苍老一些。她肤色很白，白得又高贵又死气沉沉，眼睛很大，很深，像维族人的眼睛，眼光却是锐利的。可是这眼睛望着刘思扬的时候会突然柔和下来。他们在校园里出双入对，一块儿去图书馆阅览室，上大课时互相占座位，晚饭后在河堤上散步，星期天一起进城、逛街，所有这一切，这“好”，大家都认为是意料之中的事，是一个预设的结局，没有悬念可言：假如他们“不好”，那才是奇事呢！
潘红霞知道这个。
她们住同屋，她们俩，陈果和潘红霞，都住上铺。起初，安排寝室时，她俩的名字其实都贴在下铺上，她们不约而同地和人调换了铺位。后来，有一天，陈果问潘红霞，你为什么不愿意住下铺呢？潘红霞坦白地对她说：
“我不喜欢别人坐我的床。”
她反问：“你呢？”
陈果笑了，“答案相同。”
原来她们都不同程度地患了洁癖。陈果的病症要更重一些，以后，会越来越重，最后发展到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坐垫，她坚决地拒绝着和别人的臀部共享一个座位。当然，这是很后来的事了，几乎是传说中的事了。而此时，在欢乐的1978年，她的病症，还在别人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水声浩大的夜晚（3）
是这点共同之处吧？陈果在班里的女生中和潘红霞最为接近。晚饭后，她们有时会一起出去散步，第一次去河边，就是她们俩一起去的。她们在旷野中探着路，后来她们就骄傲地认为通往河边的路是她们发现的。没人和她们较这个真，没说那条路是她们开出来的就已经很有自知之明了，是不是？她们俩还曾经穿过地下桥到河的那边去，那地下桥，其实是一条地下隧道，离她们学校不远，永远，有兵在站岗把守，可潘红霞她们一直固执地把那隧道称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