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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常常叫着外孙女也就是潘红霞大姐孩子的名字，说：“飞飞呀，将来，你可不能不管你小姨呀！”
飞飞就回答：“姥姥，你都说N遍了！”
母亲却穷追不舍，“飞飞呀，你要保证啊！”
飞飞就说：“我保证不让我小姨一个人死在屋子里，就是死在屋子里我也保证第二天就发现，行了吧？”
就像做游戏。
母亲最后的时刻，弥留之际，一手拉着潘红霞，一手拉着飞飞，一生中最后一次对她的孩子说：
“飞飞，你要保证啊！”
飞飞哭了。
现在，母亲的遗像，和父亲的遗像一起，就挂在潘红霞卧室的墙上：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会为她结婚或者不结婚这种事睡不着觉的人了。
飞飞有时会来看她，但是飞飞很忙，她考上了一家名牌高中，今天参加奥数竞赛，明天参加英语竞赛，还要抽暇练钢琴：准备过十级的考试，真是比国务院总理还忙。飞飞其实倒是挺欣赏小姨，觉得她一个人活着，挺酷。
“你有没有情人？”有一次飞飞这样问她。
潘红霞早已习惯了飞飞的说话方式，所以她一点也不奇怪。
“没有。”她很老实地回答。
“小姨，”飞飞直视着她的眼睛，“你是不是一个‘同志’？”
这下潘红霞大吃一惊，也太成熟了吧？熟的都要从树枝上坠落下来了。
“绝对不是，”潘红霞一字一顿，“我有喜欢的人——是男人。”
“谁？”
“这我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了，”飞飞说，“一定是个有妇之夫。”
“你不知道，”潘红霞回答，“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一刻潘红霞突然有一种倾诉的欲望，非常强烈，她望着飞飞娇嫩的、茸毛还没褪尽的小脸，还是个青涩的小毛桃呢！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睛，她知道她听不懂上世纪的语言。
飞飞，爱，就是全心全意。
飞飞，爱一个人，就是，坠入深渊，永不超生。
潘红霞很爱飞飞。
姐姐结婚很早，可是孩子却要得比较晚。她一结婚就考上了“电大”，四年读下来，恰巧又有一个去北京进修读一个什么研究班的机会，那是一个文凭的时代，一切，都靠文凭说话。姐姐又是一个很有功名心的人，她根本没有征求姐夫的意见只是“照会”了他一声，就跑到北京去读书了。
这样，飞飞到来时，姐姐已是一个三十二岁的“高龄产妇”。
假如，潘红霞和姐姐站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她们是同胞姐妹。简直太不像了！三十二岁的姐姐，看起来，仍旧是一个幼女的样子，细细的胳膊，细细的小腿，皮肤接近透明，骨盆窄的根本就不适合一个婴儿起居。果然，分娩那天，羊水都快流光了，可是飞飞坚决不肯到那个拥挤的骨盆里去，没办法，只好推上手术台，做了剖腹产。
那时潘红霞已经毕业留校两年多了，一个人，没有牵挂，又正好赶上暑假，于是，伺候产妇坐月子的事，就落在了她头上。她看见飞飞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红红的小东西，啃着小拳头，睡得很香。可是这小东西只计划在白天睡觉，好养足精神到夜晚和她们捣蛋。夜深人静，她拼足力气哭叫，把一张小脸憋成紫颜色，愤怒得不得了：原来她是想散步！那就散步吧。潘红霞就夜夜抱着这小东西“散步”，十五平方米的小屋，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头，到这头，嘴里哼着那首著名的摇篮曲：
恶魔吹着笛子来（3）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可是她都把房间里的地毯踩出一条“马克思小道”了，她亲爱的宝贝却仍旧大睁着一双哲人似的眼睛，严峻地与她对视。
原来，婴儿的脸上，有一种沉思和严峻的表情啊，她很惊异，然后，就有种巨大的、新鲜的感动如同春水一样淹没了她，温暖、激荡。她在心里问着那个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姐姐看不过去了，姐姐说：“把她放小床里吧，哭就让她哭，小孩子是不能惯毛病的。”
这话让她愤怒。
“你懂什么？”她冲着那个母亲喊叫，“她有她的道理，你懂不懂？”
姐姐觉得这人简直不可理喻，
“好好好！你就抱吧，累死你！”
再大一点，飞飞习惯了把小姨想象成很多种东西，比如她说：“坐木马。”潘红霞就变成了旋转木马，驮着她，一高一低，上下起伏，转着圈，嘴里还有音乐伴奏：“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赶着它一起去赶集……”她要是说：“老虎上山。”那潘红霞就变成了一座山，弯下腰，任那小老虎在她背上、身上，爬上爬下。她还是录音机、故事大王、木偶戏编导兼演员、钱包、避难所以及，飞飞的手和脚。四岁以前，只要小姨在，飞飞的手和脚基本就没有用处。飞飞说：“妈妈我要橡皮泥。”妈妈说：“飞飞自己拿。”话音没落小姨已经跑着去拿来了。妈妈说：“飞飞自己把积木收起来。”小姨说：“我来我来！”三下五除二就收好了。大家一起上街玩，飞飞说：“妈妈抱。”妈妈教育道：“好孩子自己走。”可是小姨根本不允许飞飞做好孩子，她朝飞飞面前一蹲，飞飞就小猴子一样蹿到了她的背上。小姨的背好宽阔啊！
姐姐很无奈，说：“潘红霞你这样让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潘红霞回答说：“少来！”
她极其厌恶那一套关于教育孩子的理论：那是一个将神奇的不可知的生命奇迹一点一点改造和格式化的过程，是一个解构奇迹的过程，解构奇迹，使它最终能被“人群”解读。生而为人，谁又能逃脱得了这可悲的宿命？潘红霞当然知道这个，那是她不能阻挡的，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延缓那最后结局的到来，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为这个她爱的孩子保留一点奇迹性。
飞飞六七个月大的时候，特别喜欢她们家的一幅花窗帘，那是一块色彩极其艳丽的花布，玫瑰红为底色，上面有着梵·高风格的向日葵图案。飞飞对这窗帘非常痴迷。当风从敞开的窗子里涌入，将窗帘吹得如同仙袂一样鼓荡的时候，飞飞就冲着那窗帘，灿然一笑，然后就伸开双臂，从抱她的人怀里，探出她的小身子，试图纵情一跃，扑入花窗帘的怀中。她仰着迷人的笑脸，多少次，想扑入花窗帘鲜艳的怀抱。每一次，她都很失望，她挥舞着小胳膊，咿咿呀呀地，叫着，用神的语言和花窗帘说话，说服它，乞求它，最后她就难过地哭了。
她妈妈说：“噢噢，傻孩子呀，傻飞飞呀，那是一块花布，懂吗？花布怎么能爱飞飞抱飞飞呢？”
可是这情景，每一次，都让潘红霞深深感动。她想，孩子她看见了什么？她一定看见了我们所看不见的、被世界遗忘的东西。
咿咿呀呀的飞飞，说着神的语言的飞飞，一天一天，长大了，学会了人的语言，忘记了神的语言——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潘红霞姐姐对潘红霞的评价很干脆，只有两个字：有病！她觉得妹妹的一切都是病态的，畸形的。所以她独身，所以她病态地去爱一个孩子。
飞飞对小姨很亲，而且，信赖。这信赖和亲爱的程度都让她妈妈嫉妒。飞飞十二岁那年，她的一篇作文被老师推荐登到了《小学生之友》杂志上，拿到了三元钱。那当然是飞飞第一次挣钱。全家人逗她，问她这钱怎么花？她不说。她拿这三元钱去花店买了一枝玫瑰，送给了小姨——因为那天是2月14日，圣瓦伦丁节，情人节。
还附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我永远爱你。
潘红霞为这玫瑰和誓言，留了一夜的眼泪。
2001年，新世纪第一个新年前夕，潘红霞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封信，是飞飞写给她的。飞飞这样写道：
“小姨：
新世纪到来了，我想送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你。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是关于爱情，别嘲笑，故事中的女主角是——我……”
潘红霞没有嘲笑。她怀着感动读完了一个十六岁小少女“初恋”的故事。她知道那是关于爱情的幻想，可是仍然有着稚嫩却尖锐的疼痛。飞飞告诉她这是一个“过去时”的故事，他们结束了。她，和一个她爱的男孩儿。可是疼痛没有过去，她仍然想念他，为了抑制这想念她把自己的小胳膊咬出了一个一个血牙印。她说：“想念，真是折磨人啊！”看到这里潘红霞眼睛涌出了泪水——她太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一切会过去。我也知道它会成为过去，可是，小姨，这‘成为’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告诉你的啊！”
但是过去了。现在飞飞不再忧伤。她在熬过了三年高中魔鬼生涯之后，考进了南方一所大学。其实，在高中的最后日子里，飞飞就已经“过去”了，活了过来。她一边忙着准备高考一边开始和班里另一个男孩子“好”。她偶尔来小姨这里坐坐忍不住会讲起她的恋爱。那是一个特幽默特有趣的男孩子，“典故”很多，飞飞讲得眉飞色舞。有一天潘红霞终于忍不住问飞飞说：“那个人呢？从前那个，他现在在哪儿？你还想他吗？”
恶魔吹着笛子来（4）
飞飞做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动作，她拉过了小姨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胸口，心脏那个部位，
“他在这儿，”飞飞回答，“这一生，他都会在这儿，我把他永远收藏起来了。”
收藏起来，就像收藏一件古董和珍宝，然后，好好生活，享受生活的一切快乐。是啊，这多么好！多么合情合理和健康！潘红霞几乎是在妒忌飞飞了，妒忌她能够爱得这么平凡。
从飞飞那里她知道了有一种药叫“毓停”，知道了什么是“药物人流”。“我们班谁谁谁吃‘毓停’了。”飞飞这样告诉她，就像从前的孩子告诉大人谁谁谁吃了打虫药一样面不改色。终于有一天飞飞自己也去买“毓停”了，她说出这事时把潘红霞吓出一身冷汗。不过她不是为自己买的，是为她最好的朋友，她的“死党”。他们几个死党特侠义特江湖地一起为朋友打胎。还真让他们给打下来了！还真让他们平安无事地打下来了！事后潘红霞才知道药物打胎是必须在医院做二十四小时监护的，是必须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才能完成的，因为它有诸多危险因素，比如，可能导致致命的大出血，等等。这几个胆大包天不要命的孩子啊！潘红霞一把搂住了飞飞，抱住了她，说，
“飞飞，飞飞，你要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要来找我，听到了吗？”
飞飞后来给潘红霞讲了她朋友的故事，讲她朋友的恋爱史——那真称得上是“史”，因为她从十三岁第一次“失恋”之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但是飞飞说她很纯洁，“你不能认为她男朋友多还打胎就认为她不纯洁，”飞飞说，“她只是比别人更爱男人。”
这个爱男人的女孩儿，为她失去的这团血肉，起了一个名字，叫“小无过”。她叫它“小无过”，在失去它的第三天，这个小母亲给小无过写了一封信，她这样称呼它：“小无过，我亲爱的孩子，我的骨肉！”然后，在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