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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就给我讲起当年的事。讲大跃进，四清，大炼钢铁什么的……后来又讲到如何为了亩产万斤小麦而深挖土地，掘地三尺，一亩地播下三百公斤小麦种子，之后又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把全村全乡所有的大肥猪剁碎煮熟施到田里当肥料……
我听了这些就觉得上一代人简直是愚蠢透顶，就连一个孩子都知道是荒唐，是不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举动，怎么我们的父辈就去那么做了呢？怎么当时人整人，人吭人的事儿他们就能下得去手呢？难道他们没长脑子吗？难道他们只是受四人帮随意操控的机器？
我不明白这些。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父辈奴性太强，太盲目，太崇拜什么牛黄狗宝之类人玩艺儿了——难道不是嘛？难道他们认真想想，就分不出个是非对错吗？难道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干的是一些蠢事，也不肯收手吗？
另外，如果当年很多的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人格，那么红卫兵、红小兵的造反还能不能成器候？
此外，还有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照理说他们应该是中国的眼睛，中国的脊梁，但他们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大字报、小字报、批林批孔很一顿瞎折腾呢？要知道打倒吴晗、赵树理，廖沫沙，以及彭老总之类的文章，决不是哪个两眼黑大乎的老百姓所能写出来的——那都是文人干的。如果不是他们跟了瞎起哄，他们又怎么可能被打成牛鬼蛇神臭老九呢？
该，他们那叫请君入瓮，自作自受！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前几天在旧书滩上看到的一本文革时期的书。内容好像是要搞臭谁谁的。没细看。只注意到作者是某大学一位教授，笔名用的是“齐天大圣。”我不知道那位教授现在是否还活着？我只是想，假如他还活着，他该怎样面对自己当年所写下的那本烂书呢？作为一个文人，他是不是也太没个性、没骨气、太爱随波逐流了呢？
真的，我觉得咱中国的文人或者并不缺乏才华，但其中的某些文人却肯定缺少些血性，太逆来顺受，太见风使船儿，太……总之，一个吴晗，一个邓拓，一个陶铸，一个赵树理一倒，很多人就吓破了胆！
真的，如果我们的文人多些胆气个性，文革恐怕也不会闹的那么热火朝天吧？对吗？难道不是吗？
我是厚生小子，我原是没资格评论那段历史的。
而且对文革，我也仅仅是道听途说，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什么超英赶美啦，什么三反五反啦，什么这逆流那风暴的啦……那一系例的事件，我听说都是林彪，江青几个坏人搞出来的。但是，几个坏人怎么就能把中国搅个地覆天翻呢？他们能有多大能量，他们能跟数万万中国人对抗吗？
不可能，决不可能！
还是好好想想吧，病根在哪儿呢？难道不正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嘛？
四人帮肯定是有罪的。罪大恶极。但是，如果我们的民族根性里少一些盲从、奴性和狂热，多一些理性和清醒，如果我们稍稍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和个性，如果我们不是盲目的去崇拜名人和伟人，文革里那些烂事还会发生嘛？
不会，肯定不会。因为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应该是一个民族自身的问题。应该怪我们太没主见，太不自信，才会把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推给别人——别人说是对的，大伙就一哄而上，齐声喝彩；别人说是错的，大伙就开始反对，群起而攻之，不批倒搞臭誓不罢休。于是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含冤受屈，不白而死。我想这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这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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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假如我是主席下
六十二假如我是主席下
同时，这也表明了在我们民族的根性里，还残存着不少盲从和不自信！
不信就来看看那几句所谓的混障名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话是谁说的？三个臭皮匠若真能顶个诸葛亮，那曹操的千军万马又怎么会斗不过一个诸葛孔明呢？还有那句：“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这句其香如屁的名言更具权威，是孔圣人说的。但孔圣人说的话就一定对吗？至少不全对。因为这句话的本意也许只是让人多听取不同意见，然后再做出正确判断。但孔夫子却没表达清楚，结果后人便只注意到了这句话表面的那层含意。这就使人越发不自信，只管看别人如何行事，然后争相仿效。于是就形成墙头草，随风倒的局面！既如此，那就不如提倡另一句格言。那句格言被我们祖祖辈辈说了千年万年，但却没人注意。那句话就是：“老子乐意，谁它妈管的着啊！”翻译成德文，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看看，咱中国人多伟大。随口一句平常话，就透出无尽的勇气和哲理。
真的，不是开玩笑。中国人的伟大，也就因为古往今来，有着许多敢说“老子乐意，谁管的着”啊的枭雄巨擘，历史才会一次次被改写，朝代才会一次次被更迭，不公道的社会制度才会一次次被推翻。可我就奇怪了，为什么社会发展到今天，那些自信而有主见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呢？
以文学为例，自文革结束之后，短短数年间，文化界就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名目繁多的文学流派，摇旗呐喊，鼓噪唇舌，忽儿乡土，忽儿回归，忽儿现代，忽儿现实，什么非非、意识流、工业、后工业——也说不清是谁尿壶漏了，一下子便涌出那么多臊水，淌了一地，瞬间形成一片片尿碱地图！各路诸侯便在那片地图上分封割据，各自手底下又招揽来一批小喽罗，呐喊助威。便仿佛写字人若不给自己找个流派，认个祖师爷，就都成了缺爹没娘少人调教的孤儿似的！操，至于嘛？
没劲，那不是一般的没劲。
我觉得所谓流派，所谓这主义那思潮的，全是扯淡的事儿。不信问问自己：曹雪芹是哪一派的？李白、杜甫、苏东坡又是哪一派的？他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们从来就不属于哪个流派！关于豪放，关于婉约之类提法，那只不过是后世一群教条无知全无创造力的傻B文人给前人强加上的一顶帽子罢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
每条河有每条河的流向。
大海有大海波澜。
小河有小河的温婉。
我们又何必不坚持着自己的特色呢？
何必呢？何必一个武侠，就都跟了武侠？一个玄幻，就又都来了玄幻？
那样做有劲嘛？
是不是一种缺乏创造力和自信心的表现？
此外，还有那些所谓的文学评论家，更好不到哪儿去。
比如前几天吧。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题为《泥径》的小说。写的非常地道。可一看某位评论家对《泥径》的评论，却气炸了肺！操，那评论真是德性大了，引经据典，一会儿马克思文学理论，一会儿高尔基艺术主张，洋洋万言，满嘴喷粪，似乎不把作者扁得一文不值，就无法显示出他的博学鸿才似的！
吊！难道不骂那些有开拓精神的作者几句，不鸡蛋里挑出几块骨头，就无法证明你有学问了？
有学问自己去写呀，何必对了别人的作品指手划脚？
我当时特生气，觉得那些所谓的评论家，简直就是一群精神上的太监或者阳萎分子，自己做不来活儿吧，还要对别人评头品足。当然，但愿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阳萎，但愿他们之中还有几个心明眼亮能来事儿的。真的，还是少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些的好！文化圈里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别以为不经过你的点拨，别人就不知道字儿如何写了。
靠，作者也是人。而且应该是最有个性的那种人。既然有个性，何必去听凭别人指指点点呢？何不大声说出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我就纳闷了，从屈原起，多数大文人都是当官的。就算杜甫没官运，起码也混了个‘左拾遗’。就算柳永死在了烟花柳巷，也曾不惜更改名字赚了个进士出身……怪就怪在到了社会主义的今天，人人平等了，都是国家的主人了，偏偏文人却没有参政议政为家国服务的心了！大伙似乎都淡泊名利，清高自守，再没谁想为官做宰了。但古时候却不是这样。古时很多文人不但能作大文章，而且还很有几位是位极人臣，官居宰相的。
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比如王安石，比如文天祥，苏轼，特别是李太白，更是牛B，不但诗写的好，而且走哪儿都忘不了腰悬一把利剑，看谁不顺眼，立马就给他来个拔剑相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多它妈神气！可如今呢？如今我们这些臭写字儿的，谁敢在腰里别把手枪？哪怕那手枪是儿童玩具呢！
总之，我们还真不能太胆小。我们既然自认为是关注人生，关注社会，为什么不边写字儿，边去竞选乡长、县长、省长、乃至国家主席呢？
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悦耳——这才像一个正儿巴经的写字人。把那些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段抛一边不行嘛，少装神弄鬼，少写些老百姓看不懂的东西不好么？那不算本领，那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退化，一种懦弱罢了
但文人的名字不应该叫懦弱。
文人的名字应该叫豪迈，叫勇敢。
当然，我还不配称豪言勇。正所谓一屋不治，何以治天下？我现在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谈恋爱。一个连老婆都搞不到手的男人，又怎么有脸去搞社会主义呢？
没办法，只好把国家大事暂时交给老江老李去打理了。他们办事，小威放心。小威现在最先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甚至不惜利用一切阴谋诡计先搞到一位国家第一夫人。等把夫人搞到手，心里踏实了，再来纵谈家国大事，也不迟。
嘿嘿。
哦，对了，想起来了，忘了说了。晶晶耳垂特大，占地面积足有四分之一个耳朵！一看就是有福相的主儿，说不定就是当江青的那块料子。自然，她若成了“江青”，我也就顺理成章成“毛主席”了。不过我这个毛主席心可狠，决不会像那个毛主席一样心慈手软。我若得了势，第一要做的就是先把江青那个臭娘们儿蹬了，重新找个善良性感美丽年青的姑娘。因为等我当了主席，现在的晶晶肯定已是人老珠黄，除了更年期和歇斯底里之外再无其它特点。既如此，那我还要她作甚？再者说了，留着那样一个臭娘们儿在身边，不也是祸国殃民么！
总之，我若是主席，绝不会跟江青过一辈子。不信你想啊，主席到了晚年，多惨啊，老来孤独不说，便连最聪明最有作为的儿子也战死在朝鲜战场，而前妻贺子珍给她生下的五个孩子，又因战争原因骨肉分离，生死难料，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