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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大得吓人，不是很白，却有点红色。今天又是十五了？
贴完了大字报，和战友分手后，我一个人又来到站台上。
碉堡上贴着“铁路工人心向党”之类的标语，我绕着两个碉堡走了一圈，发现他们居然贴的东西一共不超过五句标语。看来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好东西。
月光很亮，把站台照得一片通明，售票处里，那个胡子小姐还在趴着打瞌睡。一切，都和那天一样。
她会出现么？
我不由想笑。
远处，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那列快车又要进站了。在站台上，我也感觉得到地面微微地震动。
那列快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过，一阵白气。
烟气渐渐消失。
在对面的站台上，一个人正东张西望。
是她！
我又惊又喜，几乎要喊叫起来。
她的出现就这么值得我高兴么？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可笑。我压低声音，冲她喊道：“喂！”
她看见了我，笑了笑，跨过水汽尚未散尽的铁轨，走了过来。还是那件旧旧的女装。
“是你啊？你在等我？”
我有点脸红。也许是吧，刷完大字报再来站台上，当然是为了等她。
“不是，我有点事。”
“撒谎！”她笑了，嘴角透出一点狡黠，“你叫什么？”
我想了想，说：“保禄。”
“是你的教名？”
我有点局促，说：“是。对了，你要找的文良，是姓蒋么？”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对，对，你看见他了？他说起我了么？为什么他没来接我？”
她的手没有戴手套。柔软温暖的手，在我的掌中也微微地颤抖。这让我有点嫉妒。
“他来不了。”
“他在哪儿？还好么？”
我看着她。她的眼里，满是希冀和渴望。
“不太好，他被关起来了。”
“什么？”
她几乎是震惊地握紧了我的手。
“不过不要担心，明天晚上就能放出来。他现在关在一个中学里。”
“在哪儿？快带我去。”
※※※
我带着她走着。一般不会有人来了，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学校里，到处是碎玻璃，那是上一次革命行动的成果。工友也被解放了，用不着再扫地，所以老王头也懒了下来，天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吃，要么在批斗会上批一下校长，这些扫地的小事在革命行动前都是微不足道了。
月光洒在地上，星星多半看不出来了。那团云已被风吹得远远的，天空是深深的蓝色，象水。校园里，几株香樟树把影子投在地上，无风自动，一阵阵细细碎碎地响。
“文良做了什么事要把他关起来？”
我没有回答。事实上我也没办法回答。他是特务？笑话了。在他那个很高级的家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发报机的零件，那架德国产的五灯电子管收音机也不象可以发报的。他成为特务的原因，只是因为除了他之外，再找不出一个人更象特务了。
我拨开地下室窗前的灌木。一共关了五个人，蒋文良关的地方是体育器材室。我敲敲被打碎了的破璃，向里轻轻喊了一声：“蒋文良！蒋文良！”
借着月光，我看见里面那块原来铺在活动室里的地毡上，一个灰黑色的身影蠕动了一下。
我加大一点声音：“蒋文良！”
他一激灵，人几乎是从地上蹦起来的：“在！”
“有人来看你。”
他的脸转向窗子，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点讥讽的微笑：“还有人来看我？”
我让开了，她走到窗前。我退后了几步。
在月色下，我看见蒋文良出现在窗前，有点迷迷糊糊地说：“谁呀？”
她没有说话。月光淡淡得象一大块冰，她的脸也白得象一块石头。
蒋文良的脸忽然有点红。他的眼睛瞪得象一对核桃，几乎要暴出来。他嚅嚅地说：“你是……你是……？”
她没有说话，只是木然地站着。忽然，她掩起脸，向后跑去。
我转身向她追去，身后，蒋文良茫然地站在窗前，呆呆地说着：“是你么？是你？怎么会是你？”
她跑得很快。我跳过了长得乱七八糟的冬青丛，跟着她。风从我耳边吹过，依稀还听到蒋文良忽然撕心裂肺地喊着：“埃娃，是你么？真的是你？”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也许，每天例行一次的大批斗把他弄傻了。
跨过破了的围墙，学校外面是一条河。
她站在了河边。我走到她身后，小声说：“是他么？”
她抬起头，看着天。月光很亮，我忽然想到，又是一年的七月十五了。上一次看到她，不知不觉地，已经一年，我也已经十八岁了。
河畔上，草长得很长，带着一股腥味，但并不难闻。那不知是什么草，有一人多高，有点象高梁，但不是红的。不是芦苇，可是月光把头上那一丛穗子涂上了一层银色。
她的脸上，两行泪水淌了下来。
“以后，你去哪儿？”本来，在前几年，也许我会叫她“阿姨”的，但此时，她的身影那么柔弱，我觉得自己比她强壮得太多。
“不知道。”
我们都不再说话。象两个石像一样，我们站着，月色淡黄而圆圆的。每一次看见她，总是那样圆圆的月亮。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风让我抖了一下。河水汤汤，月亮映在水里，虽然破碎，却象一个记忆，总是挥之不去。我的身边，并已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影。
并不是很冷，可我还是打了个战。七月十五。去年看见她，不也是七月十五么？
她坐到了一块石头上。河边，那些草本植物低垂，有些挂到了水面，时时荡起阵阵涟漪。月亮映在水里，碎了又圆。
“第一次看见文良，还是我十三岁的时候。那时我在柏林，他是军校的留学生，听说还是蒋百里的先后同学。”
我不知道蒋百里是谁，但依稀知道，那一定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哼哼了两声。
“在柏林街头，我看见了他。他骄傲，英俊。”她低低地笑了一声，“我没办法把这个猥琐的家伙跟那时的他联系起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被批斗了一年左右，哥利亚也成了大卫那一点大。
“那是他么？”
她垂下头，手指在一处拧着，泪水一滴滴地落在水中。
“是他。我不用看他的样子，就记得他的声音。在那一年圣诞节，在那个西饼店里，里面传来的‘莉莉·玛莲’的歌声，他说的也是这两句话。他说：‘你是谁？’我拉开围脖，说：‘我是埃娃。’”
她的泪水在河水里，敲碎了月光。河里的月亮，成了一道道细碎的银丝，又渐渐地合扰，重又圆圆的一个。
她没有说话。
一阵风吹过，天一下暗了下来。我抬起头，看了看天。一团云遮住了月亮。
“要下雨了吧。”
没有回答。我微微地吃了一惊，河边那块石头上，并没有人。
不可能是掉水里了。我想着，走上前去。
河边的泥地上，还有着两个小小的、潮湿的脚印，可是，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
河面上，只有一些微弱的星光映在水里，随风荡漾。
那是些撕碎了的纸。
※※※
“韩振宇。”
一走进已经空空荡荡的教室，看到那些人阴沉的脸，我的心一沉。
司令打量了我一下，好象不认识我一样：“你阿爸做什么的？”
来了。我只觉得自己象是急速的坠落，好象脚下只是虚无的空气，而不是坚实的水泥地。我小声说：“工人。”
“撒谎！”
他的声音响若铜钟：“你阿爸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是个洋和尚，早就被人专政了。”
我费力地张开嘴，说：“可我早就和他划清界限了。”
司令不再看我，只是对周围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五类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有一双无产阶级的火眼金睛。同志们，教训很惨痛，在我们组织内部，隐藏着这样一个反革命份子，如果不是驱虎豹战斗队的战友们，我们直到今天还蒙在鼓里。”
我张了张嘴，但还没出声，司令就大声说：“韩振宇，你被开除了！”
一个人上前，幸灾乐祸地一把撕去我的袖标。他用力很大，把我的衣服也撕破了。我大声说：“我和我爸早就划清界限了，我已经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
“放屁，不要再装了，韩保禄。”
他的话象是当头一棒，我晕头转向。他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是奶奶不小心漏出来的么？我还想再说什么，司令指着我说：“把他也拉上台吧，反正牌子多了一块。”
※※※
“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韩振宇！！！（保禄）”
在胸前的马粪纸板上，我的名字上打了个大大的黑叉。我觉得有点可笑，这种游戏还是幼稚得很，可他们却以为那是革命行动吧，这其实和小孩子生气了在墙上写“某某是小狗”没什么不同。最可笑的还是把我的教名附在后面，也许那也是我的一条罪状吧。
“反革命分子”？我想起了她。也许在她心目中，我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共党”，而在这块牌的作者眼里，我又绝对进入不了这个行列。这让我觉得如此可笑，以至于我在台上也笑了起来。
“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份子韩振宇，你还不老实！”
一个高一的女同学尖声叫着我的名字。她是这次广播批斗大会的广播员，以前总是很轻柔或是很气宇轩昂地读着报上的社论或小文章，现在却是以一种奇怪的尖利的声音喊着。我小心地抬起头，但马上被按着我肩头的两个体育兴趣小组的高二同学一把按下。他们按得太用力，我的脸“砰”一下撞在桌角上。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蹲在我边上的人。
那是蒋文良。
他的胸前也挂了块牌，我一眼就发现，居然和我的差不多，只多了个“蒋匪特务”。也许是他们想不出什么新鲜的定性语言了吧？我只觉得可笑。
蒋文良的头上被打破了，血把几缕花白的头发沾到一处，而他的鼻子里还在滴着血。白露那天我带她去见他时，他还不曾如此苍老。是内疚把他压垮了么？我向他微微一笑。他没有看见我，即使看见了，他也不会想到这个和他一起被批斗的人在一个月前还是来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吧。
人群中有个人尖声尖气喊着：“打倒反革命份子韩振宇！”
很古怪。我不由笑了，因为这居然是猴子的声音。我抬起眼，在眼角的余光里看到他正在人群中振臂高呼。他的手伸得长长的，几乎与他的身体不成比例。联想到他的外号，这不由得我失笑。
是他？
我笑了。
猴子在台下跳着脚，叫喊着：“韩振宇，你要老实交待，你那死不改悔的反革命老爹，给你灌输了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还有一个洋文名字，是不是也和你的死鬼老爹一样，投靠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组织。”
蠢货，那是梵蒂岗，不在美国。我在心里暗自骂着。不知为什么，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