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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狡猾的盛世才知道自己的阴谋经不住法律的检验，对几个案子的审判都不作结论，也不允许审判委员会成员在审判书中附加什么意见，只允许在被审人最后的口供上签字。毛泽民和王宝乾把自己要附加的意见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了盛世才。
盛世才见到毛泽民，气急败坏的指责毛泽民不忠于政府，追查是谁在幕后指使？毛泽民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盛世才怀恨在心，要对中共人员公开下毒手了……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天山雄鹰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突然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四弟盛世骐。盛世骐曾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思想进步，亲苏亲共，反对盛世才“拥蒋反共”。他1941年底从苏联毕业回国后，担任了机械化旅旅长。心狠手毒的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竟然连自己的胞弟也容忍不了。
就在盛世骐被害不到一个月，盛世才施展其惯用的手法，经过精心策划，指使人以“晋庸”署名在《新新疆》杂志发表一篇文章，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在总领馆召开会议，阴谋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在4月12日群众集会上刺杀盛世才，进而夺取新疆全省政权。为了更能欺骗群众，欺骗舆论，盛世才指使其得力打手治安处长李英奇，逮捕了臧谷峰、李一欧等人。臧谷峰是继毛泽民之后担任财政厅长，思想比较进步，但不是共产党员；李一欧是教育厅长，也不是共产党员。这两个人在特务们的严刑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口供，编出了一个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周彬（毛泽民）、潘柏南（潘同，和田警备司令）、行政长卢毓麟等人，都参加了在总领馆召开的会议。
这个反共信号发生之后，盛世才马上以“另有任用”之名，将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回迪化。
毛泽民此时已无法工作。7月2日，他愤而向盛世才提出辞职。
对盛世才的反共阴谋活动，陈潭秋、毛泽民等早有警觉。他们及时通过各种途径将新疆的各种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同时还征得中央同意先后将一些过于暴露或缺乏工作经验的同志陆续送回延安。鉴于盛世才的反共活动，陈潭秋和毛泽民将回到迪化的所有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开展整风学习，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向大家讲明形势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教育大家要坚持革命气节，坚定革命立场，在任何情况下不投降、不变节；另一方面，又数电中央，建议采取紧急措施撤退在新疆工作的同志。陈潭秋和毛泽民等还拟定了分三批撤退的人员名单。按照这个名单，陈潭秋和办事处的人员最后一批撤离。
中共中央已经知道新疆形势已处于危急状态，同意在新疆的工作人员除留下4人外全部撤回延安。然而当时苏联政府告知已派外交部官员与盛世才谈判，估计盛世才的态度可能会有某些变化，故驻新人员又推迟了撤退日程。
9月，盛、蒋勾结步伐加快。蒋介石派出宋美龄、朱绍良、梁寒操等人飞抵迪化，与盛谈判，拍板成交。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9项头衔。作为交易，盛世才同意国民党军队入疆，表示完全肃清全疆共产党，将新疆外交权交由中央，并将苏军驱逐出新疆。
面对急剧变化的险恶形势，毛泽民提议尽快撤出驻新人员，并建议陈潭秋先走，自己留下，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怕什么杀头，我决意与大家在一起，战斗到最后。”
就在此时，盛世才下令将中共在新疆各地人员包括家属小孩，全部集中在迪化八户梁和南梁招待所（即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变相实行软禁。
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武装包围陈潭秋、毛泽民住宅和八户梁招待所。毛泽民和陈潭秋、徐梦秋（孟一鸣）、刘希平（刘西屏）、潘同（潘柏南）被“请”到了邱公馆监禁起来。他们的家属，也一同被“请”了来。同日下午，盛世才还以“督办请谈话”的同样手法，监禁了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等20多位较有影响的同志。至当日傍晚，共产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正式被软禁起来。11月，陈潭秋和毛泽民等又被秘密转送到戒备更为森严的“刘公馆”，生活待遇也变得更差了。
毛泽民和陈潭秋被“请”的当天，他们就向盛世才提出强烈抗议。毛泽民在电话中高声斥责盛世才：“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员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软禁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的主要“理由”仍是莫须有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但是盛世才却始终拿不出什么证据，因而还不敢将他们正式逮捕入狱。软禁期间，共产党员们没有停止整风学习。他们按软禁地点，分成“刘公馆”、八户梁、羊氏湖（原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招待所）、新房子（原八路军驻新疆办事接待室）、办事处、航空队、三角地等学习小组。没有学习材料，就凭记忆重温整风学习文件，进行座谈讨论，重点还是进行革命人生观和革命气节教育。同时，他们多次向盛世才发出抗议信，严正要求将他们释放送回延安。后来他们发现盛世才根本不理睬中共人员的抗议，还将毛泽民与陈潭秋的软禁地点由“刘公馆”转移到警戒更为森严的“尤公馆”。陈潭秋和毛泽民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抓紧机会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作了周密安排。
盛世才是非置毛泽民、陈潭秋等于死地不可。他在加紧炮制所谓共产党“暴动”的“罪行材料”，并请求重庆国民党政府派员组成“审判团”前来迪化“审讯”。1943年1月9日，蒋介石派来新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抵达迪化。1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在迪化宣布正式成立，盛世才宣布就任主任委员。他觉得条件已经成熟，2月7日悍然将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李云扬等所有中共党员正式逮捕，投入大牢。
3月上旬的一天，一架军用运输机降落在迪化机场。重庆派出的审判员王德溥、季源溥等4人，抵达迪化。这些反共老手们的反共经验，毕竟比盛世才、李英奇之流丰富得多。他们翻检盛世才准备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于是下令治安处长李英奇和李溥霖（现任财政厅长）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证词，甚至不惜亲自出马，大打出手。于是，在新疆治安处的刑讯室里，日夜传出刽子手严刑拷打共产党人的残酷声响……
“老虎凳”，“老虎椅”，鞭抽，火烙……林基路、李宗林、马殊等共产党员们，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然坚贞不屈。敌人的阴谋一个一个地破灭。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重庆来的季源溥组织“特殊审讯室”，对毛泽民和陈潭秋进行第一次审讯。可是，仅一个回合，敌人就败下阵来，被毛泽民和陈潭秋批驳得哑口无言。
4月10日，季源溥对毛泽民和陈潭秋分别进行第二次审讯。敌人仍未捞着半根稻草。末了，敌人递上审讯记录要毛泽民签字。毛泽民严词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将毛泽民抬上“老虎凳”用刑。毛泽民怒目而视……
大浪淘沙。面对张牙舞爪的“老虎凳”、“老虎椅”，有人害怕了。潘柏南（潘同）、刘西屏（刘希平），经不住考验，他俩为苟全性命，竟然昧着良心按照盛世才的意旨，编造了通篇鬼话的口供和自白。
4月20日，毛泽民再次被提审。主审的治安处长李英奇，下令满脸横肉的刽子手掰开毛泽民的手掌，猛打40手板，打一下再用木板在手掌上揉压一次，直打得毛泽民手掌裂缝，鲜血迸流，疼痛钻心。打完了，刽子手们又将毛泽民吊起来“坐飞机”，边吊边挥动重庆带来的牛皮鞭朝他身上猛抽。敌人要毛泽民声明脱党，得到的却是毛泽民的斥责和嘲笑。
第四次审讯毛泽民，是在4月24日。这次讯问的内容集中在“阿山案”。敌人仍想从毛泽民口中逼供出苏联总领馆插手这一事件的口供。老奸巨猾的季源溥，一会儿逼问，一会儿“提示”，一会儿又拐弯抹角地企图引诱毛泽民上当，一会儿又大喝“严刑伺候”……所有伎俩都使出来了。毛泽民仍是一副铮铮铁骨。
敌人同时在审讯陈潭秋、林基路、马殊……结果如同审讯毛泽民一样。不过，又出了一个败类徐梦秋，就是那个曾任新疆教育厅长的孟一鸣。他声明叛党，成了盛世才的一条狗。
5月5日至5月6日下午，季源溥等连续第五次、第六次审讯毛泽民。敌人动用的刑罚，除了“老虎凳”、“打手板”、“坐飞机”以外，还增加了“挂炸弹”，就是将毛泽民吊起来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再往他身上挂重物，挂得越多越痛苦。刽子手越残忍，毛泽民始终紧闭牙关，不屈如初。
季源溥对着血肉模糊的毛泽民问：“在这里有组织没有？”
毛泽民答：“没有组织，这里是六大政策政权，我们执行六大政策，所以我们没有组织。”
问：“阿山事件，第三国际有什么指示？”
答：“第三国际没有指示，我们认为阿山案子很离奇，口供不符合。”
问：“假定你们在新疆有阴谋暴动事情怎么办呢？”
答：“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是民族的骗子、罪人，应该执行国法。但共产党决不会做这种事的！”
毛泽民不容敌人诬蔑，回答得越来越愤怒：“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对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没有违背过的，而且完完全全站在为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工作的。我认为你们所说的有什么阴谋，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我在新疆整理财政，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更没有违背民族利益。在新疆四、五年，辛苦于抗战和建设事业，事实俱在，哪有对新疆政府进行阴谋事件之说？我要求你们把事实拿出来，我对新疆问心无愧！”
……
季源溥话锋一转：“你表明立场。”
毛泽民答：“我是共产党员。”
“要求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
“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因为是个人的问题，如同蒋委员长信仰上帝一样。”
“你是否愿意脱离共产党？”
“我不能脱离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是合法的。”
季源溥大放厥词：“共产党是不合乎中国国情的。”
毛泽民针锋相对：“我认为共产主义是合乎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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