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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砂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担负不起自己的政治责任，请求马上更换军委书记。会议虽然决定取消红四军临时军委，但争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且分歧意见有日益发展之势。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城。前委决定抓紧有利时机，召开全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解决上述分歧。
“七大”会场设在龙岩城内的公民小学校，代表们公推陈毅登台亮相。他在报告中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一一列出，并坦率而又客观、公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的意见就事论事，并没有深入分析产生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作的结论也没有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对争论的双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仍然坚持原则。他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历史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置于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按这个来做。他还说，会上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说，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不正确。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大会在讨论前委组织机构时，决定毛泽东和朱德仍按中央指示为前委委员，另外选举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5人和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各1人为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于毛泽东的观点未被多数人接受，加上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常常严厉批评甚至训斥一些团、营级干部，所以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次大会停止了争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一些争论的问题做了结论。这是有功劳的。但是，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意见分歧仍然存在。毛泽东由于落选，心情很不舒畅。会议结束时，他再次请求离开前委，希望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学习和休养一个时期，在未得到中央通知前由前委派他到地方做些事，换一下环境。新前委同意了他的请求。
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将自己的坐骑交给部队，以前委特派员身份，由夫人贺子珍和蔡协民、曾志夫妇陪同，7月8日离开龙岩城，步行前往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蛟洋。
毛泽东虽然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军队的细微变化。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同志和战友。这种关心大局，不计个人恩怨的作风，使周围的同志很受感动。即使是一些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有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心为了革命的。
毛泽东到蛟洋后，适逢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他集中精力指导闽西特委开好这一重要会议。会未开完，他就患了恶性疟疾，再也坚持不了，只好退出大会。
接着，他由贺子珍陪同，到上杭、永定农村，一边治病，一边指导地方工作，人们称他为“杨先生”。在永定歧岭一个叫牛牯朴的村子养病时，他的行踪被敌发现，遭到大埔县国民党保安团和永定金丰民团的进攻。好在粟裕率一个连的红军顶住了敌人。他由当地一名叫陈添裕的农民背着，在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跑了十几里，才脱离险境。可笑的是，国民党的报纸竟然说毛泽东已经“死”了。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连连叹息：“我生病，你又要生产。喜事也变成了祸事，祸不单行啊！”
贺子珍道：“只要你想得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过鹰高。你说是吗？”
“说得好。”毛泽东道：“子珍，你把曾志喊来，我有话给她说。”
“好的。”贺子珍应声出了门。
片刻曾志跑过来：“毛书记，有什么吩咐？”
毛泽东笑说：“书记已经撤了，没什么书记了。咱们都是同志了。”
曾志也道：“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始终是我们心中的书记。”
毛泽东道：“有个正经事给你通报一下，子珍要生产了。请你给傅军医商量一下，我看最好是选在龙岩医院。”
曾志道：“子珍的事我包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吧。实在不行，我送子珍去龙岩。”
“那好啊。”毛泽东道：“麻烦你了！”
“我们都是好姐妹，何谈麻烦？”曾志说到：“不行，我建议你也去龙岩医院吧？”
毛泽东道：“不啦，那里目标更大。”
说话不到十天，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小宝贝顺利降生了，是个“千金”。为了减轻毛泽东的思想负担，贺子珍忍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将孩子托嘱给当地一家老表抚养，并送给老表20块银元，离开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步一回头地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受到了毛泽东的夸奖：“患难情深恨别离。你是我生死患难的妻子，我没想到的你也做到了！”
这时，贺子珍也由衷地笑了，似满山红遍的映山红，好看极了。
第十四章 荣辱与共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
且正在这时，毛泽东又患上了疟疾病。疟疾病当地又叫“打摆子”。病发作起来，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热无常。贺子珍尽一个妻子的责任，为照顾好毛泽东，她强忍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及时回到毛泽东身边，百般照料，嘘寒问暖，端水吃药，在治好他“打摆子”病的同时，同时也抚平他心灵的创伤。
一天早晨，太阳跃出山岭。喳喳叫着的云雀儿掠过山崖。喜鹊落在树枝上……警卫员陈昌奉风风火火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陈毅同志看你来了！”
“不见！不见！”毛泽东摆摆手。
还未等到陈昌奉回去传话，陈毅已经来到跟前：“今天我是当学生来了，不请自到！”
毛泽东示意他坐下。
“唉，一言难尽！”陈毅坐下道：“不到前委书记这个位置，我是体验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红四军‘七大’开得不妥，在这种无原则面前，不该搞什么投票选举！我有一定的责任。现在我恳请你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回答说：“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接着又向毛泽东通报了敌情，道：“7月下旬，闽、粤、赣3省向闽西苏区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红四军。形势严峻。加上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削弱，恐怕很难担负起这些重任。”
毛泽东道：“你有一定的认识就好！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自己”。
陈毅用征求的目光问：“大前天，红四军前委得到通知，要派一人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我很想去，借机把我们红四军目前的处境和问题向上级反映一下。你看有没有必要？”
毛泽东思索一下道：“你可以去，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话说陈毅离开毛泽东这里，8月上旬起程前往上海。行前，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9月中旬，出击闽中的二、三纵队失利返回闽西，与留在闽西的一、四纵队会合后，于9月21日凌晨一举攻克上杭县城。朱德此时既是军长又兼代前委书记，军事、政治工作都要管，实在忙不过来。加上红四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党的工作削弱了，军队政治工作也削弱了，平均主义、极端民主等错误思潮日发泛滥起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朱德对此深感忧虑。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要“趴窝”。很多地方失控，有令不行，这时他才想起毛泽东当时言中的问题来，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在“七大”中的失误来，并想着力整顿。于是，在攻下上杭后，9月下旬在县城太忠庙里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由于毛泽东和陈毅都没有出席大会，会议又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这次大会“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以无组织状态结束，毫无结果”。会上，许多代表强烈不满，要求将毛泽东请回前委来主持工作，朱德也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就过不了冬！”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等遂联名给毛泽东写去一信，敦请他“出山”。
贺子珍拿着这封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又让贺子珍看。
贺子珍说：“回去也要选个时机。我看你现在疟疾尚未愈。再说陈毅去上海也未回来，中央的态度不明。”
毛泽东说：“依你的意见是暂且不回。”
贺子珍点点头。
“那我就写信了。”毛泽东给张恨秋等复一封信，大意是：信收悉。四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没有完全解决，我是不能回来的！
以后的日子，贺子珍见毛泽东身体好了一点，便提议说：“现在无所事事，不如我们开办一个民间夜校，教农民识字学文化？”
“要得，倒是个好主意！”
夫妻二人一拍即合。
经过筹备，不几天农民夜校就开学了。毛泽东宣布开学仪式，贺子珍和曾志轮流授课。夜校学员原来十几人，后来发展到上百人，足可以看出它的规模。有时，毛泽东还来上课，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津津有味地讲解革命故事。后来，不少人从夜校里拿起枪杆，走进革命队伍。这个夜校一直坚持到毛泽东决定回红四军担任领导时才告结束。
再说陈毅一路奔波辗转到达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情况的汇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周恩来对红四军的工作，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着重指出：“朱毛二人都要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意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周恩来看完后，一字未改地签发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同时考虑到，陈毅回红四军可能遇到的处境，准备调他到广西左江或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品德高尚、心地坦荡的陈毅说：“红四军‘七大’没有开好，我有责任！我回去做好工作，请毛泽东复职。我完成这个任务后，可以听中央调动。现在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复职，我走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