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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志也出来讲话，要泽民不要再争了。沈玉山也借机讲出自己偷运的办法和信心，毛泽民也就勉强同意了：“一定要加倍小心，祝你马到成功！”
三星在头顶移动。
月亮在云里穿行。
整个城里静悄悄。沈玉山在大家的帮助下，开始捆绑传单，边捆边说：“把它捆得紧紧的，省得检查出纰漏。再说这些奉军都是大文盲一个，目不识丁，净吃干饭，谅他们也看不出破绽！”说着自己也笑起来。
接着大家把捆好的传单搬运到十字路口，泽民喊来了人力三轮，为防万一发生事故，没有原因暴露机关地址。
沈玉山坐上三轮，把两捆传单放在膝前，装得阔绰大方的样子，让车夫起步了。
且说车子在路过宝山路口的时候，奉军大刀队早早在路口放下了栏杆。其中一位胖子上前问道：“车上拉的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紧不慢地说：“大活人呗！”
“下来！下来！”大胖子挥着刺刀喊：“我不知道你是大活人？”
胖子走上前去，他把捆得紧紧的两捆传单扳来弄去，眯着小眼看上面的文字，由于路灯暗，好半天也没有看出个究竟来，便问沈玉山：“这是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慌不乱地回答：“我们是装订所的，这是人家要装订的书页。”
“怎么是红白绿纸的？”
沈玉山道：“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书，都是红绿纸的。”
他们点点头，像是听懂了对方的回答，于是把手一抬说声：“去吧。”
沈玉山心中的巨石才算落了地，催着车夫快走。车子行到前方，冤家路窄，一队巡逻队快步向这里行来。
“检查！检查！”他们喊道。
“已经检查过了！”沈玉山不亢不卑地回答。
“检查过了，给包烟抽！”一个烟鬼道。
沈玉山也不犹豫，随手甩去一包烟，接着又命令车夫快走，一直赶到青云路，到了目的地。
半夜子时，沈玉山才返回原地。这时，毛泽民还在等着他，紧紧地握着沈玉山的手问：“怎么样？”
沈玉山回答：“万无一失！”
“好样的！”毛泽民表扬道。
“今天要没有你的鼓励，我是单独也做不来的！”沈玉山实话实说。说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这件事不久，确切地说是第四天傍晚，又发生一件让毛泽民铭心刻骨的事。
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毛泽民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和印刷所的工作同志都是受过革命教育的，惟有装订所是利用一家私人工厂。这装订所的傅老板，见风使舵，想出卖毛泽民。这天装订质量出了问题，傍晚时分，毛泽民单独去装订所检查装订质量，这傅老板就生了歹心，把泽民同志扣留起来，并锁在了他的房间。泽民急中生智，趁这家伙去报告的时候，由窗户跳出，虎口逃生。②
等傅老板带“狗”过来的时候，屋中空无一人。
“我刚刚还把他关在屋里呢，怎么不见了？”傅老板喃喃地道。
“八成你是有诈吧？”来人说完就送给傅老板两记又狠又重的大嘴巴。
事后，连毛泽民都感到后怕。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同志都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泽民同志总是能够临危不惧，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处之，这是他的特点。”
第十章 敌后尖兵毛泽民被捕
1927年4月12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多革命者成了他的刀下鬼。一时间，上海街头警车齐鸣，巡捕队队，腥风血雨。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上海，大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呻吟。
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一天上午。
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中共中央所属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的门前，一声哨响，哗啦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巡捕士兵，领头的“包打听”拿着一张传单，抢先进了大门。
这时，一楼的值班师傅刚与毛泽民打完上班招呼，毛泽民臂夹黑皮包噌噌上了楼，他才转过身来去柜台上算账。对巡捕队的到来，他感到非常突然。
“包打听”举起一纸传单：“伙计，这是你们所印的吗？”
“让我仔细瞧瞧！”值班师傅故作镇静地道。
“给！”
值班师傅接过来，一边看传单，一边脚踏柜台内的电铃秘密开关，通知楼上下面有情况。
“你说到底是不是？”“包打听”也不耐烦了：“你这是拖延时间！”
“不，我看不是。我们曾印过一批，不是这样的。”值班师傅解释。
“你们的老板在哪？”“包打听”急问。
“他还没上班呢！”
“你是胡说！”说完就指挥巡捕们：“弟兄们，给我往楼上冲！”
“这要干什么！”值班师傅上前拦阻，他们哪里肯听。
再说，这“包打听”带着巡捕上了二楼。这二楼是印刷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上班，印刷的传单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转移，巡捕就追上了二楼。正好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有要接受盘查。同时命令在厂里大搜查。
“你们中间谁是老板？”
工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答。
这时，他们看见工人沈巨章衣冠楚楚，身穿咖啡色的哗叽长袍，外套一件青色马褂，不大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给我抓起来！”“包打听”下了令。于是三个巡捕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沈巨章给五花大绑起来。
“我这是冤枉啊！”沈巨章连喊。
“什么冤枉！”一巡捕说完又把一条脏毛巾塞进沈的嘴里：“我叫你冤枉！”
“向三楼搜！”“包打听”又喊。
一伙巡捕向三楼冲去。
且说毛泽民经理正在三楼办公，他已听到了暗铃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二楼的喊声。于是他翻身跳出窗子，想顺着烟囱下楼，一看楼下有人，忙又顺着烟囱往上爬，一直爬到三楼楼顶。当“包打听”和巡捕冲上三楼时，才觉得这里面像是老板办公室，但是人走屋空。他们搜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又匆匆下了楼。殊不知毛泽民就躲藏在三楼楼顶。
“包打听”心里纳闷，他怀疑抓的不是老板。于是，在他们撤离印刷所时，他多了个心眼：留下两个暗哨监视，其余人员全部撤离。
且说在夕阳西下时，毛泽民也放松了警惕，回家吃饭。刚走出印刷所门外，就被两个暗哨拿下。他们把毛泽民带走，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了起来。一天早晚两次审讯。
毛泽民对“包打听”讲：“你们抓我没道理！”
“包打听”道：“你们印共匪的宣传单，是要杀头的！”
毛泽民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是商人，我不是共匪。”
“那你们是一家。或者说你们私通。”
毛泽民哈哈笑了：“我是商人，见钱眼开，我得养活工人，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印。人家给我的都是大价钱，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就干了。”
“你说的倒好。”
“我这个人是讲信誉的，你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知名人士。再说我在商界混的年头也不是一年半载的啦。”
“包打听”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算计他身上的钱财了：“你要出去也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毛泽民问。
“条件不高，你也能做到。”
“你就尽管说，是不是要钱。”
“这让你说对了。”
“多少？”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五万。”
泽民摇了摇头，说：“五万太多，我卖厂也卖不了这个数！”
“那你就准备卖厂吧，这个数不能少！”对方口气也很硬。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ＸＸＸ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北方红旗》、《共产主义ＡＢＣ》等书刊和一些党的文件、通电、传单等，秘密地转移到天津广泛出版发行。
地方变化了，毛泽民也由杨杰改名周韵华，公开身分是华新印刷厂的经理。当时柳直荀同志也在天津，是顺直省委的领导人之一，为掩护省委的工作，他在旧法租界五号路开了一个古董店。柳是经理，泽民是股东。同时毛泽民还兼任顺直省委的财经委员。
在这里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在印刷厂门厅开设了对外业务，承接信封、信纸、名片、表格、发票、请柬、喜帖等零活。在柜台下面安装了一个电铃脚踏开关，直通印刷车间，只要外面发现可疑人员，营业员脚一踏开关，后楼及地下室马上就采取紧急措施，隐藏党的印刷品，并立即拿出表格、信纸、请柬等之类的东西来印。后来，顺直省委委员李德贵和天津工会主席王藻文叛变，致使顺直省委遭受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