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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苦结佛（1）
大体说来，顺治帝亲政后，前七年因耶稣会士汤若望而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后四年因亲近和尚而受佛教影响较大。我着重说一下顺治帝同佛教的关系。
顺治帝笃信佛教，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尊崇佛教，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为搞好同蒙古的关系，崇奉喇嘛教，“重教”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所以在盛京（沈阳）兴建实胜寺，崇奉玛哈噶喇佛，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帝的母后孝庄皇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当时后宫里蒙古族后妃很多，所以慈宁宫里普遍信奉佛教。这些，对年幼的顺治帝有深刻的影响。
然而，真正促使顺治帝结下很深的佛缘，是缘于他的董鄂妃。那么，这位董鄂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有4后、14妃，共18人。《星源吉庆》记载顺治帝有3后、16妃，共19人。顺治帝同他父亲皇太极一样，后妃中也有姐妹共侍一夫的，如孝章皇后和淑惠妃就是姐妹。
顺治帝先后册立或追封四位皇后：
第一位是废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是他母亲的侄女，聪明而美丽，由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册立为皇后。二人性格不合，时常发生口角。一天，顺治帝让大学士冯铨查阅并奏报前朝废皇后的历史故事，冯铨等疏谏，并问废后的理由，顺治帝大怒道：“皇后无能，所以当废！”后礼部尚书胡世安等18人分别具疏力争。一个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奏称：“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箴口而不为母请命？”顺治帝把这件事下发诸王大臣会议。会议结论是：皇后仍然居中宫。命再议。顺治帝坚持己见，奏报皇太后，并得到懿准，废掉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直到顺治帝病重，废后请求见顺治帝一面，仍被拒绝。
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14岁，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顺治帝的责斥。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未被废掉，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死，享年77岁。
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后（追封），姓佟佳氏，都统佟图赖之女，是康熙皇帝的生母。顺治十一年（1654年）生玄烨，年14岁。康熙二年（1663年）病死，年24岁，时康熙帝10岁。
第四位是孝献章皇后（追封），董鄂氏，就是顺治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
这位董鄂妃的身世，也是清宫的一桩疑案。她的身世有三说：有人说董鄂妃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也有人说，她曾经是福临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清史稿·后妃传》则说她姓栋鄂氏。
根据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回忆录和陈垣先生的考证，她似乎就是福临夺其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董鄂氏聪敏俊丽，明秀婉惠，诵经习书，善解人意，而博得顺治帝的宠爱。两人情意缠绵，火热爱恋。但事被博穆博果尔发觉，董鄂氏遭到夫君的严斥。董鄂氏受了委屈，找顺治帝哭诉。顺治帝闻知后，狠狠地打了博穆博果尔一个耳光。博穆博果尔心情痛苦、愤怒，但事情发生于当今皇兄身上，是没有地方讲理的。于是，博穆博果尔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忍，二是死。博穆博果尔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初三日，或是忧愤致死，或是自杀而死。顺治帝在其27日服满后，干脆将董鄂氏娶进承乾宫。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典礼之隆。董鄂氏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即九月二十八日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仅有的一次。
二是尽改旧习、专宠一人。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可见，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淫纵之习。可是奇迹出现了，自从遇到董鄂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董鄂妃受到专宠。
三是隆遇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日，董鄂氏生下一位皇子。顺治帝福临非常高兴。但事有不巧，小皇子出生3个月，未命名，便夭折。这件事对董鄂妃打击实在太大了。自从她嫁给皇上，虽然受到宠爱，但是也受到其他后妃的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孝庄太后的不满。她最大的期望就是生一位皇子，将来母以子贵，作为晚年的依靠。没想到儿子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字就死了。顺治帝也非常悲伤，为了安慰董鄂妃，追封这位早夭的儿子为和硕荣亲王，并在蓟州黄花山下修建“荣亲王园寝”。墓碑刻：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本来是皇四子，却被称为第一子，说明这位皇子及其生母董鄂妃在顺治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几乎就在同时，顺治帝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同憨璞性聪和尚见面。憨璞性聪是第一位被顺治帝召见的著名和尚。憨璞性聪，
福建延平人，18岁为僧。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十四年（1657年）初，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两人相谈甚欢。十月初四日，又召憨璞性聪进入大内，后在西苑（今中南海）万善殿与憨璞性聪对话。顺治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巧言阿谀，让顺治帝觉得很欢心。憨璞还巴结顺治帝身边的太监。他有赠太监的诗10首，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赠弗二曹居士》云：
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
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
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
毘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憨璞性聪是一位政治和尚。因为他会逢迎皇上，又广交太监，所以受到顺治帝的宠信，多次被召到宫里，向皇帝讲授佛法，并被赐以“明觉禅师”封号。在憨璞性聪的影响下，顺治帝对佛教的信仰，愈学愈虔，愈修愈诚。
憨璞性聪还推荐了南方来的三位高僧——玉林琇、木陈忞、（ánɡ或yǎnɡ）溪森，他们对顺治帝影响至深。
玉林琇（1614～1655年），江苏人，俗姓杨，出身于名门巨族。他受父亲影响，从小就虔诚奉佛，18岁时入磐山寺，23岁即就任浙江湖州报恩寺住持，道风严峻，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顺治帝遣使宣诏玉林琇入京说法。玉林琇先是辞谢不应，以示遗民风骨，经顺治帝三次邀请，直至十六年（1659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琇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禅理，机敏巧妙奏对，甚蒙顺治帝推崇。顺治帝屡至玉林琇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他给自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琇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对玉林琇的弟子，顺治帝“俱以法兄师兄为称”。玉林琇称赞顺治帝是“佛心天子”。顺治帝初赐玉林琇以“大觉禅师”称号，不久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1660年）十月十五日应召再次至京，此时正是董鄂妃仙逝、顺治帝万念俱灰的时候，顺治帝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第二年二月十五日，玉林琇南还。据说玉林琇为人“阴鸷”，平常寡言多思，而野心极大，“阳为忘荣谢宠，而实阴行其沽名钓誉之术”。他晚年因弟子仗势强占地产与邻近民人争讼，致使寺庙被焚毁。后玉林琇“终日危坐”而死。他著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附年谱）等。
木陈忞，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住持宁波天童寺。他编过《新蒲绿》诗文集，抒发不满清朝统治的情绪，但后来投靠清廷。有人写诗讽刺他说：“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木陈忞是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名僧，也是一位政治和尚。顺治十六年（1659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忞在京8个月，受到顺治帝尊崇，下榻于西苑万善殿，被赐封“弘觉禅师”尊号。顺治帝尊称他为“老和尚”，以师礼事之，自视为弟子。一次顺治帝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ɡ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可见木陈忞确有一套手法，使皇帝受他摆布。两人除了参禅问佛以外，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时政，话题广泛，语意投机。他称赞顺治帝“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是和尚转世来的。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赞他是“僧中右军”。顺治帝对他讲过一些心里话，如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后来雍正皇帝不满于木陈忞记事文字中有不少漏泄顺治宫廷秘事，对其后世弟子加以打压，致其衰落。他有《弘觉语录》、《百城集》、《北游集》等传世。
溪森，广东博罗人，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溪森出家为僧后，作为玉林琇的大弟子，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伴帝最久。溪森与顺治帝相处时间最长，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溪森因师父玉林琇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顺治帝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的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以示荣宠。
这些和尚宣扬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治国的压力，而真正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