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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拾。
吴三桂星夜兼道追击，李自成遣使求和，吴三桂只是不允。直追到北京城下。李自成怒戮吴襄，并杀其家人三十余口，欲杀陈圆圆，陈圆圆说：“吴三桂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又复兴兵，杀妾何足惜，恐其为王死敌，不利也。”李自成打算挈陈圆圆弃城而去，陈圆圆说：“妾既事大王矣，岂不欲从大王行，恐吴三桂以妾故而穷追不舍也。王图之，度能敌彼，妾即从。”李自成凝思不语。陈圆圆又说：“妾为大王计，宜留妾缓敌，妾当说服吴三桂不再追，以报王之恩遇。”加上李自成的妻妾多嫉妒陈圆圆，阴阻其行，因此陈圆圆得以留在北京，流徙民家。李自成命部下将所获金银及宫中帑藏器皿，铸成银饼数万枚，载上骡车，让亲卒拖着，出后门先发，自率妻妾开西门狼狈西行。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将宫殿及九门城楼全部烧毁。
吴三桂进入北京，到处是颓垣败瓦，急觅陈圆圆。相遇后抱在一起，不禁悲喜交集。吴三桂说：“不料今日犹得见卿。”陈圆圆说：“今日得见，已如隔世，惟妾身虽幸保全，左右不无疑虑，请今日死在将军面前，聊明妾志。”说毕垂下珠泪数滴，意图拔剑自尽。吴三桂将她紧紧抱住：“我为卿故，间关万里，日不停驰，今日幸得重会，卿乃欲舍我而死。卿死，我亦不愿再生。”陈圆圆呜咽：“将军如此怜妾，妾不死，无以自白，妾死，又有负将军，正是生死两难了。”吴三桂急说：“往事不提，今日破镜重圆，当与卿开樽畅饮，细诉离情。”秋水波中已微含春色，遂携手入帐，含羞荐枕，一宵长夜鱼水之欢。到这时，不待陈圆圆为李自成游说，吴三桂也不想再追了。
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在滇南俨然一个小朝廷。他时而让陈圆圆唱曲。陈圆圆每唱汉高祖的大风歌以取媚。吴三桂酒酣拔剑起舞，陈圆圆捧觞介寿，神武不可一世。清代王思训有《野园歌》，原诗注云：“吴三桂筑野园滇城北，以处陈圆圆。穷极土木，毁滇人庐墓无算，以拓其地。缙绅家有名花奇石，必穿屋破壁致之，虽数百里外不恤也。”陈圆圆有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吴三桂渐蓄异志，广结天下士，最后反清失败被康熙所灭。陈圆圆的最终结局，据钮*《圆圆传》记述：吴三桂为平西王后另娶一女，此女妒心极强，群姬之艳而进幸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施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忌。吴三桂谋乱时，陈圆圆有所觉察，但自感力不能禁，遂以年迈之由向吴三桂求为女道士，之后便离宫入山，与青灯黄卷为伴。
传说陈圆圆在吴三桂之前，还曾和江南名士冒辟疆有过一段恋情。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中的“陈姬”，为何不直书其名？学者孟森这样解释：“顺康间，吴藩方炽，词人不敢道其旧欢，后则陈亦已成大名，少年事不足谈矣。”不过此事真假亦不可考。
有关歌妓的事迹，清初有关记载很少。后吴伟业有《圆圆曲》，诗写成后，吴三桂因“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句子而不满，厚赂求毁板，吴伟业不许。如果陈圆圆果然早已死于宁远，声势炙手可热的吴平西是不会听任吴伟业“诬蔑”，而甘于缄默的。
陈其年《妇人集》：“李自成之乱，（陈圆圆）为贼帅刘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圆圆归某王为次妃。”明朝内监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四月初九日，闯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嫔妃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廿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王永章当时被俘降李，记载应当可信。又崇祯辛未进士李清《三垣笔记》：“李自成陷京师……传吴帅三桂已上表请降，止因闯党权将军刘宗敏闻三桂所娶妓陈沅色艾……至是刘宗敏系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野史及私人著作固然有许多异说、破绽，但往往可能要比为尊者讳的正史更可信。
往事如烟，一晃已有三百年。吴三桂为汉奸而名扬秽史，但谁又可体会他当时的处境：想事明朝而明已亡，想从李闯而李闯抄其全家，想独立而腹背受敌无法立足，年仅三十二岁的吴三桂难以稳妥地斟酌损益，计出万全，家门遭到不幸，爱妾被夺，致使英雄气短而冲动一时，“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陈圆圆一个徒有姿色的女子，在明末那动荡年代的回肠荡气的传奇经历，且有那样一个男人为她冲冠一怒，改写历史，也不枉一生了。
第113节：大福晋“葬活坟”
大福晋（？～１６２６年），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之女，为努尔哈赤大妃。生三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努尔哈赤卒后，同殉。多尔衮摄政时，曾谥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入太庙。多尔衮获罪后，被出庙，罢谥号。
生活在古代皇室的女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温馨如意。伴君如伴虎，荣辱沉浮瞬息变幻，不知何时就会祸起萧墙。在努尔哈赤死去十八个小时之后，他最宠爱的大福晋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福晋虽然年轻貌美，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快，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源，所以必须殉夫。
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她要据理力争。
但是，四大贝勒告诉她：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大福晋的生殉非同寻常，努尔哈赤诸妃，如侧妃博尔济锦氏、伊尔根觉罗氏、叶赫那拉氏、哈达那拉氏及庶妃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西林觉罗氏等俱为善终。至皇太极死时，不论中宫皇后，还是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永福宫庄妃，还是那些无名号庶妃，无一人相从先帝于地下。顺治皇帝死时，虽有一名贞妃者从殉，但也不过一庶妃，而且从当时文献记载看，贞妃的从殉，出于皇室意料，显然是自愿从死，不愿苦熬清宫的寂寞岁月。而阿巴亥的生殉则不同，她既是地位高贵的“国母”，又有幼子尚未成年，更何况先申斥了她的一番“罪过”之后，宣布是“先帝遗命”，而且“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强逼之自缢殉葬，同样让人联想到逼迫大福晋生殉背后必有阴谋。
早在若干年前，大福晋就经历了几次风波。努尔哈赤庶妃代音察向努尔哈赤告状说：“大福晋曾两次备佳肴送与大贝勒（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一次送给四贝勒（皇太极），四贝勒受而未食。而且大福晋一日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想是有什么事商议。大福晋自己也两三次深夜出宫院。”这样的事情令努尔哈赤非常不快，但他处理得非常冷静。
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有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的传统习俗，努尔哈赤自己就从死去的族兄那里继承了嫂子衮代为大福晋，而且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死后由代善继承阿巴亥。现在，阿巴亥出于对未来地位的考虑，提前向身为储君的代善传情，表达自己的倾心爱慕，可谓预做准备，原也在情理中。须知，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须发苍白，而阿巴亥正当三十岁的盛年，最是女人丰姿绰约的成熟时期，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很难不生外心。再说，拿贼要赃，拿奸要双，并无通奸的确证。所以，努尔哈赤赦免了大福晋的死罪，但予以休离。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着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皆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亦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兄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让人心服口服？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那么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一旦多尔衮、多铎成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但是这个女人既然放出了所谓“临终遗言”，即便不能把家族推向斗争的血海，也会埋下不睦的种子，早晚酿成灾祸。而且，皇太极地位声望渐隆，怎肯将皇位让给还不懂事的多尔衮呢？所以大福晋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从上面的情况来分析，导演努尔哈赤大福晋生殉这场惨剧的应该是四大贝勒，而不太可能是努尔哈赤遗嘱所命，她的殉葬反射出爱新觉罗家族说不清道不明的皇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