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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能听明白这句话，悻悻地走了。回去后跟棒胡一说，棒胡皱眉想了很久，说：“这他娘的什么意思？”有伶俐的人说：“明年就是丁丑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头。可能是告诉您，明年四月，您能当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
但他理解错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时，棒子是立在墙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阴历四月，棒胡一败涂地，被活捉到大都处决。
曾义山在棒胡的武装小分队走后不久就对家人说：“我要归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个叫刘伯温的人路过这里，你们去葫芦石洞把那本《六壬银河棹》拿给他，什么都不要说。因为这是天意。”
说完这些话，曾义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会儿工夫就挺尸了。
第二年，刘伯温被调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走到曾义山家了。曾义山的家人就把书给了他，刘伯温认为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银河棹》，说：“这真是本好书，但我有公务在身，不能专心研习。”
曾义山的儿子说：“父亲还说了，一年之后，您就有时间研习了。”
刘伯温惊了一下，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如果有时间研习，不就证明他可能无时间做官了吗？
他的预料非常准确。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和同僚的意见永远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恶，却被同僚们左说右说，于是成了正义。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许他有任何意见，只希望他是一台录音机。
刘伯温站在南昌城门上，向下望去，什么都望不见。他说：“我必须要离开，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边的他唯一的朋友钱士能说：“你说得对，我也有如此想法。”
钱士能在“进退”上的反应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诸行动。说完这话的第二天，钱士能就离开了南昌。但刘伯温没有这样迅疾的反应，有责任心的人在绝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为他们希望有回转的余地。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后，刘伯温长叹一声，说：“我真该走了。”
于是，刘伯温离开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立点言吧
刘伯温离开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时，正是天高云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词后，睁眼再看天空，就发现数道狼烟直冲云霄。那是五花八门的造反者正在全国各地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理想。
刘伯温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还是流下几滴眼泪来。这和一千多年前荆轲在风萧萧兮的易水边大有不同。荆轲阁下离开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刘伯温离开却如浮萍败叶，心中无根脚，不知下一站将是何方。
鬼使神差的，刘伯温绕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刘伯温只留下了几句空洞无味的诗歌。走到鹅湖时，想到南宋两位理学宗师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此讨论过理学真谛，又想想自己的理学造诣，不禁惭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发誓说：“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儒家的祖师爷们早就给门徒们立下严谨而崇高的追求标准，那就是三不朽。所谓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们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尽的历史中去。当一个人确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无其匹的功业，留下内容与形式绝伦的言论与文字，德、行、言影响时人和后人深远悠长，这个人就会经久而名不失，有如万有引力，永恒而在。真能达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学宗师张载所叫嚣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伯温当然有这样的追求，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自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被认可的“三不朽”人物只有两个半：两个是王阳明与曾国藩，半个是诸葛亮。
我们注意一点，刘伯温这年恰好三十岁，正是孔夫子说的三十而立志向的年纪。刘伯温的志向很灵动，没有按部就班，因为他是先立言，再想办法立德，然后立功。
儒家门徒说，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是有顺序的。个人道德无懈可击后才能立下盖世功勋，只有立下盖世功勋后，你才有资格立下言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言”才能被别人认可。不过，这明显是儒家门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们说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只立了个德。你非要说孔子诛杀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没有办法。但孔子没立什么言，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只叙述别人的正确言论而不原创（述而不作）。
刘伯温很显然意识到这点，所以他说：“我原创几本书吧，算是个立言。”所谓立言，无非是提出点儿自己的主张不人云亦云罢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思想。当初，他在石门书院读书时，就苦思过军事战略问题。但自那之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战场上发挥才智，那就在纸上发挥吧。
于是，《百战奇略》出炉，在这本书中，作者把如何打赢一场战役做了充分的发挥。从作战来看，世界上的交战双方没有实力优劣之分，只有谋略之好坏。仅以众寡来说，你人多，对方人少时，尽量要在开阔之地与对方决战。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军事统帅一定要有“进止”的本事。所谓“进止”，就是攻击时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时要有秩序。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进止”，前秦几十万人向后一退，刹不住了。春秋的晋文公与楚国精锐兵团打架，晋文公一直喊叫着“退避三舍”，楚国一直追击，但就是找不到机会发动决定性攻击，就是因为晋文公的兵团在后退时“井然有序”，简直就是步步为营。《百战奇略》里还说，你人少，对方人多的时候，你就该把对方引到场地不开阔的地方，让他的人数发挥不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主客场作战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同等实力下，主场作战未必就能赢。如果你是客场，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主人的腹地。因为主人在本地作战，家人都在身边，会经常挂念，只要深入内地，就能使他们对亲人的挂念放大一百倍，对方会不攻自破。
作者虽然列举了无数个打赢一场战役的技巧和奥秘，但最后却说，打赢一场战争的最大诀窍就是，不打。
任何纠纷和恩怨尽量不要到战场上来解决，非要到战场上来解决，也要尽量做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搞来搞去，又回到了儒家套路上来：打架是不好的！要以德服人！可如果对方不认识德为何物呢？那就只好打。
中国的军事著作大都有这个毛病：全部内容都是战争技巧，但在开篇肯定有个说明：打架不好，要以德服人。这个牌坊立得很大，很艺术，让人一看，仿佛中国人真的不喜欢打架一样。其实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打架，但喜欢窝里打，翻开历史，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老百姓有句俏皮话，和平只能维持到明年。也就是说，牌坊立着，婊子继续当着，二者泾渭分明。
刘伯温生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也会犯这样的毛病。但这时他还年轻，难免不受传统熏染。
多年以后，他意识到，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手保存自己。为了保存自己，在消灭对手时应不择手段。这可能是冷血，但绝不是假惺惺。
当然，中国古代每个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就是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外一套。
刘伯温说，这很不好，做人嘛，短短几十年，干吗那么虚伪，说的一套和干的一套不能吻合，你的心一面要做事，一面又要小心别被人发现你真心要做的事，多累啊！
刘伯温一生中都坚持身心合一、表里如一。这是他在撰写《百战奇略》时的主导思想。
当他在专心致志写书时，他弟弟刘陛有情绪了。刘陛拄着锄头站在窗外，盯着刘伯温说：“二哥，出来晒晒太阳。”
刘伯温头都不抬，说：“我没空。”
刘陛说：“您别没空。出来看看吧。你看那田间，有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再看那山间小路上拎着饭盆的妇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再看我，脸上是黑乎乎的油汗，手上是一寸厚的老茧。你再看看自己，细皮嫩肉，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老天为何如此不公平，让你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让我面朝黄土背朝天？”
刘伯温此时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扔了笔，走出门，和弟弟一起走进了田间。不过，他很快就辜负了自己和弟弟的期望。刘伯温从小就以读书为主要责任，身体状况很差，三十岁的人，五十岁的心脏。只弯了几下腰，他就对弟弟说：“我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啦。”
他弟弟摇头叹气，说：“还是写你的书去吧。”
刘伯温就重新回到书房，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冒出个想法，为何不能给他们编辑一本日常生活一本通呢？
心动就要行动，刘伯温很快就确定书名《多能鄙事》，这个书名灵感来源于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对学生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底层劳动人民，所以对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事都有了解（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分为十二卷，内容包括饮食、服饰、百药、种花草、放牧养殖多方面制作技能和占卜知识等，凡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全部囊括其中，总之，一一切合民生实用。
我们仅在此举几个例子。比如饮食，刘伯温注重的是养生，而且是物美价廉的养生。比如“鸡子线”：把鸡蛋开个孔，加点盐，用筷子搅匀，立即倒出，使之成线状，就白酒配着吃。养生健体大大的好！
还有一个小孩“百日关”的问题，刘伯温说，小孩生下来一百天内不要出门，因为此时小孩的阳气非常重，没有阴气。所以一些老妖怪特别喜欢吸收小孩的阳气。到了一百天后，小孩的阴气渐渐附体，老妖怪们对这样的小孩就没有兴趣了。
或许正是这种琐碎、荒诞不经的内容，使很多研究刘伯温的人都认为，《多能鄙事》并非是刘伯温的作品。但也有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认为，《多能鄙事》里面的内容的确琐碎庸俗，但人生在世，哪一件不是琐碎庸俗的。吃喝拉撒，就是庸俗。如刘伯温那样的圣人也必须要吃喝拉撒，他能编著《多能鄙事》这样的作品，更证明他的伟大，因为他能接地气。
接了三年地气后，刘伯温从现实中醒来，进入梦想。他唉声叹气，他老婆就说：“既然这里现实太重，何不出去走走，看看山川大河，陶冶一下已土得掉渣的情操？”
刘伯温说：“明天就上路。”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任何一本书，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别人的思想。即使可以从别人的思想中总结出自己的思想，但没有作者本身的经历，这种思想仍然是隔靴搔痒。有真思想的人，必须要有经历，不但要做宅男，更要做驴友。中国历史上超级驴友非明朝的徐霞客莫属，这哥们儿使用国家的“驿站”四处游玩，写下了《徐霞客游记》。司马迁能把《史记》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