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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挟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多山野质朴农民。可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一般军官士兵，像杨度的大伯那样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解甲归田；这些原来的乡农经过了数年的战争和游荡，变成了游民。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已和他们的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的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往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是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本就有一致之处呢？
了解了“帝王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剧烈转型时期，同样也是旧式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了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扣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能个个都是“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的笔下，杜氏非常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说“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善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杨度食人之禄（杜每月送杨度银洋500元），为人说话，还是现代人的关于杜月笙的记载都带着阶级分析的眼镜呢？
王ND064运和杨度（1）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ND064运和杨度
史书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历史细节，特别是事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心态，很少作深入细致的记载和描写。而实际上这些生动、富于感性的材料，更能使读者对那个时代有个更具体、更亲切和更深刻的感受。历史事件只有化为个人的感受，才能对人发生作用，比如史书上“循吏传”多了，可其感动力还不如一出包公戏。要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有个感性的认识，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看一看各种人物生动的表演，和发生过多少可憎可笑之事，那么《洪宪纪事诗》是不可不读的。
《洪宪纪事诗》是以诗加“注文”的方式记录历史的。以组诗的形式记载一段历史，这种做法大约始于唐代王建的《宫词》。这组《宫词》只有诗，没有注，到了明代，宫词才开始有注。诗是注重感情和细节的，用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体裁写历史，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历史的细节，还因此受到历史氛围的感染。
袁世凯称帝83天的“洪宪王朝”与法国的拿破仑第三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在外观上很相似，都是一场充满了笑料的闹剧。袁世凯也许认为自己干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建立中华大帝国，为子孙建立万代基业，可是，这件事从酝酿到出台，似乎没有任何正剧的内容。可
悲的是，竟有一些新旧知识分子极为认真地卷入其中，这是能给后人许多教训的。
袁世凯一伙人在舞台上演得越严肃，在旁观者看来，就越可笑。本文要说的王ND064运，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他为洪宪王朝的宫廷大门（即今天的中南海南门）题了一副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是“旁观者清”。这是年过古稀、经历了许多战乱和政治风波的饱学宿儒，对于洪宪帝制活动的感受。
《洪宪纪事诗》的作者刘禺生更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当然是洪宪帝制活动的反对者。然而，写此书时，大多时候刘禺生是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的，不动火气，平静地把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显示其可笑、可憎之处，使读者忍俊不禁。孙中山在为《洪宪纪事诗》写的“叙辞”中说，他与刘禺生“畅谈《新安天会》剧曲故事，予亦不禁哑然自笑”。《新安天会》就是用不伦不类的“现代京剧”丑化和讽刺孙中山，而孙却从“旁观者”的立场看出了可笑。《洪宪纪事诗》一问世，便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刘禺生的老乡董必武在1960年为刘的另一本著作《世载堂杂忆》写的序中，也指出《洪宪纪事诗》初出版时，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如果现在有一本以这种形式和文采描写“文革”的书，肯定也会风行海内外。
一
我说《洪宪纪事诗》中有许多可笑的人和事，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一伙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个时代（“五四”前夕）极不和谐，人物与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才造成了笑料。
本文要说的是清末民初的两个大名士：王ND064运和杨度。这两位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湖南湘潭人，王是老师，杨是学生；两人都受到当时巅峰人士的重视和利用，都热衷于做“帝王师”，热衷于搞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出身的家庭地位都不高，后来取得的成绩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两个人也都有很可笑的一面，在洪宪黑幕之前，显得很滑稽，但王ND064运和杨度对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杨度老想把他老师拖入洪宪活动的泥潭中，这一方面可以加大帝制活动的力度，一方面也可以抬高自己在袁世凯集团中的地位。而王ND064运却没有把自己交给袁世凯，一直是在冷眼注视着这场表演，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这些在《洪宪纪事诗》中皆有精彩的描绘。
王ND064运，字壬秋。自清同治以来，就以诗文与经学有名于时，到了民国初年，如钱基博先生所说：“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ND064运”（《现代中国文学史》）。可是，王ND064运不以文章家自居，他在去世前，伏枕疾书自挽说：“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掷笔而逝。可见他认为自己本应是经学家、政治家。他的经学著作不少，对于晚清经今文学派的昌盛有一定的贡献。虽然他更认为自己长于纵横捭阖之术，应该在晚清政局变动中产生影响，实际上，是一事无成。他在曾国藩幕府时，曾秘密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可惜，曾氏没有那么大胆子。肃顺对王也是很看重，曾在咸丰皇帝面前推荐他为翰林。但恰在召其进京的过程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顾命大臣肃顺等人。王ND064运失去了依靠，入京选官之事只得作罢。从此，他再没有遇到过可以接近中枢的机会。玩弄“帝王术”的人士，要有所凭借，或是接近权力中枢，或是依靠实力派，总之是要凭借他人的力量为自己建立事功。中年以后的王ND064运两边都不搭界，则不免有生不逢时的感喟。
民国三年，窃得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还不以此为满足，他担心的是失去大总统的名位和权力。当然，此身不失，还能把大位传给后代的最佳办法，就是做皇帝。为了筹备帝制，袁世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不但要找能为帝制帮忙的人材，还不能少了帮闲人物，因为有了这些才使人觉得“圣朝无阙事”，对时代产生一种完美感。袁氏王朝的帮闲人物包括前清遗老和京内外的耆旧名宿，为了安置这些人物，袁世凯仿照历代的模式开办了国史馆。杨度推荐王ND064运为馆长，当时王氏已经八十有余，被视为学界之大佬，又是袁世凯心腹杨度的老师，自然要借重他，帝制诸臣无异议。袁世凯对此事也颇重视，他派使者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聘书，奉三千银元，并指示湘鄂豫直四省将军、巡按使沿途照料，护送入京。一路之上，火车轮船，送往迎来，十分风光。
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王ND064运，从湘潭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但是他此行却带有游戏的性质。在武昌大宴抱冰堂时，王赋诗言志说：“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这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的矜持或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