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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他反，早就有反的资本，何必要等到朱温病重时呢！
但朱友裕却死了，他给父亲留下的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叹和兄弟屠戮的惨剧。关于朱友裕的死，史书上只含糊地说了一句：“友裕以疾卒。”至于什么病，史书并没有讲，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朱友裕的病。
朱温怀疑朱友裕要反，险些就杀了他。这让这位一直忠心于父亲的儿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总是谨小慎微，如临深渊。但在朱友裕看来，父亲怀疑自己要反只是一个主因，还有几个次要因素。在景福元年（892年），朱温攻郓，朱友裕先行，在斗门驻扎，想不到晚上被郓兵围攻，朱友裕领兵撤退。朱温在赶来的路上，不知朱友裕已经跑了，所以因为没有防备而损失惨重。朱温异常恼火，后在一偏僻村落遇到了朱友裕，这一事件让朱温对儿子的勇猛失去了信心。可过不久，围攻濮州的朱宣时，身为先锋的朱友裕行军速度过快反而与后赶上的朱温失去联络，朱温又很倒霉地遇上了朱宣的几员猛将，扭头逃跑。朱宣的人紧追不舍。朱温跑来跑去就跑到了一大沟前，如果不是沟中有些碎木头让马过去，朱温很可能被活捉了。这两件事让朱温雷霆大怒，但因为在其儿子里确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朱友裕，他还是重用朱友裕。又过了些时日，就发生了朱友裕不追朱谨事件。
朱友裕的病症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方面，他竭尽所能为父亲出力，把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另一方面，又要费尽心思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要父亲相信自己绝不会谋反。身心疲惫之下，自然死神就来临了。
所以说，朱友裕与朱友文一样，都是间接地被朱温害死的。
迟到的正义（1）
朱友珪杀死父亲和朱友文后，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人心不附，谋臣猛将都不听他指挥，加之他本人的放纵，给当时在东都汴梁的朱友贞创造了机会。朱友贞在杀掉朱友文后总心神不宁，他也想报仇。但当时的情形是，他手里没有过多的军队，后梁军队都在杨师厚手里。所以，他首先取得了杨师厚的支持，然后又激怒了在东都的龙骧军，朱温的外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也参加了进来。公元913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晨，他带领人马冲进了洛阳东宫。朱友珪得知这一事件后，便自杀了。朱友贞称帝，历史上习惯称其为“末帝”。
他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痛苦的姿态对父亲的大业进行颂扬，并略带了点良心似的将朱友文实事求是地夸奖了一番。在其登基诏书中，说道：我国家赏功罚罪，必叶朝章，报德伸冤，敢欺天道。苟显违于法制，虽暂滞于岁时，终振大纲，须归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尝开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载迁都邑，每以主留重务，居守难才，慎择亲贤，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识达古今，俾分忧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兴王之地，一心无易，二纪于兹。尝施惠于士民，实有劳于家国。去岁郢王友珪，常怀逆节，已露凶锋，将不利于君亲，欲窃窥于神器。此际值先皇寝疾，大渐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请严宫禁，因以莱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才睹宣头，俄行大逆。岂有自纵兵于内殿，却翻事于东都，又矫诏书，枉加刑戮，仍夺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耻两深，欺诳何极。伏赖上穹垂祐，宗社降灵。俾中外以叶谋，致遐迩之共怒，寻平内难，获剿元凶，既雪耻于同天，且免讥于共国。朕方期遁世，敢窃临人，遽迫推崇，爰膺缵嗣。冤愤既伸于幽显，霈泽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复官爵，仍令有司择日归葬云。
此诏书于生者朱友贞还可以给活着的人“明君‘拨乱反正’”的好印象，但于死者朱友文却毫无意义。这是一份迟到的正义，迟到的正义等于没有正义。当初，朱友珪命人杀朱友文，不是没有人表示怀疑诏书之伪，但朱友贞却怀着忠于父皇的心将其杀掉了。
表面来看，朱友珪得到了报应——曾经杀死父亲的仆人冯廷谔在朱友贞的命令下将自己杀死。导致这一结果实现的就是曾杀死朱友文的朱友贞。但实际却是，朱友文的冤并没有被申。因为朱友贞的直接出发点就是夺皇位，而不是替太子朱友文报仇。但他起兵时一定和朱友文掌控近二十年的汴梁官僚们达成了一致，而这种一致的背景应该就是：为太子朱友文报仇。所以，汴梁的大小官僚都给予了他支持。这除了朱友珪的倒行逆施之外，朱友文的影响力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朱友贞其实也不过一个武夫，也就是在他手里，朱温辛苦打下来的大梁江山一股脑地送给了后唐李存勖。
生活在周朝时的孔子说，如果我不知道夏朝的礼仪，那我就看商朝的礼仪，如果我不知道商朝的礼仪，我就看周朝的礼仪。因为这三个朝代的礼仪都是循序而进，并在不断地完善中的。
同样，如果不知道朱温的残暴统治，那么就看朱友珪的愚蠢统治，如果不知道朱友珪的愚蠢统治，那么就看一下朱友贞的愚蠢统治，父子两代对国家的统治可谓异曲同工。
有时候真的很讨厌那个时代，大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柔弱的儒家或是略带了些仁慈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无法生存，每一个政权交替时，活跃在台前幕后的都是可恶的武人。他们打下了天下，却又以打天下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没有不迅疾灭亡的。客观一点来讲，朱友文在那个时代必然要死去。因为乱世容不得“不以武力治天下”的人存在的。
有人说，朱温之所以选择朱友文当皇帝，是因为朱友文之妻王氏貌美，博得了朱温的宠爱。正所谓夫以妻贵。
的确，朱温在淫乱上是有别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本事，但如果把他的淫乱与继承人问题等同起来似乎就说不过去了。朱温从参加黄巢起义军，后又洞悉形势回归大唐，又以无数战功被唐昭宗封为梁王，并领四镇。这一切不仅仅是靠蛮力就能得来的，在五代史上，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政治上，最狡猾之人非朱温莫属。
后来之所以敢杀唐帝而篡唐，也是因为他审时度势，认为天下可与自己抗衡的人所剩无几。并不似其他武人那样手下兵将一多就敢称帝。
他后期的淫乱只是短短的三年而已，在这三年之前，由于他的老婆张皇后在世，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十分老实的，作为一个皇帝，其品德在五代时期还是说得过去的。
况且，他虽然淫乱到儿媳，但并没有将对儿媳的宠爱转移到儿子们身上。也就是说，他还不糊涂，不然，他不会说出自己死后将无葬身之地的话来。
在他临死前的一年里，他还在与李克用家族争斗，并四处搜访贤良，与宰相敬翔商讨国家事务。临死前对朱友珪的安置可看出其并不糊涂。
他之所以选择朱友文，不过是因为平时就对此义子倍加宠爱，王氏在他身边只不过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至于大问题大方向，以狡猾而闻名五代的朱温还是凭着自己的头脑来进行策划并运作的。
可惜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所精心策划的一切还没有运作起来，就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彻底地打乱了。
朱友文以谋反罪名被诛的冤屈在一年后才得以昭雪，而这个昭雪的人正是当初杀他的人，命运似乎跟朱友文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对于这份迟到的正义，朱友文，这个五代时期的第一位太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是心甘情愿为父亲偿还淫乱之债，还是悔恨自己生不逢时，遇到了朱温这个混账干爹？！
太子允礽——浮沉谁做主
太子允礽——浮沉谁做主
满族人进关后，一切都效法汉人，在立太子上也效仿了三代帝王，直到允礽的出现。他不但在清史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两立两废，害得活了那么多年的康熙都有些烦躁不安了，但这位明君却不死，还活着。而他在活着的同时还“培养”了无数个儿子来充当无耻的小人，允礽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失败，然后回光返照似的崛起，最后又失败。
事实上，鉴于清朝前几代帝王的“文成武德”，我们无法猜测允礽执政后的功绩是否会超过雍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光明磊落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雍正绝不如他。
首立首废（1）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允礽被立为太子，其时才两岁。这是清以来诸帝中第一次打破旧制，明立太子。但他也是清朝最后一位被明立太子的皇子。
康熙对这个小太子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在他略懂事时，就亲自为他讲书。允礽也是聪慧异常，四岁时便能熟读四书。两年后，康熙又请当时的大学士张英和李光地任皇太子师傅。并建“无逸斋”当其书房，还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一有时间，康熙就会去“无逸斋”，用各种问题考查太子。太子的回答常能让康熙满意，在允礽十岁左右，康熙便决定培养他的从政能力，常常带着他四处出巡，熟悉各地风俗习惯与当时的百姓疾苦，为的是让太子知道江山稳固之不易。
康熙的宠爱和大力培养，太子的聪慧好学，使得其少年早成。文武兼备，更为难得的是，太子体格健硕，相貌堂堂。在康熙身边，每当遇到康熙所不能解决或是左右为难的问题时，太子会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来，总让康熙心花怒放。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太子十七岁那年，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忽然病倒。人一遇到病自然就会想到自己最亲的人，他派人去招太子和皇三子来塞北行宫请安。而两个儿子见到父亲的时候，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神情来。太子见到康熙的清瘦模样，却毫无悲戚之情，仿佛是看着别人的老父亲生病一样。皇三子却是泪痕满面，恨不得替父亲生病。
康熙当时就想，我带兵在外打仗，胜了还可以，若是不胜，这份忧愁谁来替我分担。我叫你们来不过是想分担一下我的忧愁，而这个允礽却没拿自己的这份意思放在心上。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我现在得了重病，你居然没把我当回事！这个儿子是不是木头？！
这种想法是康熙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的，但他充当父亲角色的同时还充当着皇帝的角色，这个角色如果对允礽的态度进行评价，事情就大了。康熙后来以皇帝的身份评价太子，愤懑道：“此人绝无忠爱君父之心。”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件小事。我们知道得病的人神经脆弱，敏感，别人平时的一举一动可能根本引不起自己的注意，但自己生病时，这种举动就被他完全地吸收在眼里和心里了。当时的允礽不过十七岁，对于生老病死或许懂得一点，但绝对不是很深。况且，在他印象中，父皇永远都是那么健康，精神矍铄，老而不死的。康熙将这件事记在心里甚至达二十多年，可见其小题大做之能事。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康熙是很看重孝道的。
康熙本人就是个孝子，他侍奉孝庄文皇后近三十年，至爱尽诚，恭敬有加，有始有终。但他要求太子也如此，未免有些过分了。他能做到孝，人人称赞。但如果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了。况且，太子孝顺与否仅凭这一件事就妄下结论，史上称其为明君，实不敢苟同。但允礽的这件事情的确在康熙心上留下了不好印象，却是事实。
太子似乎和噶尔丹前生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还是康熙第三次征噶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