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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发表的、由李登辉主导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提出“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同年5月10日，随着“动员戡乱时期”的结束，原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诬称“叛乱团体”已不再适用，李登辉表示：“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称它为大陆当局或中共当局。”“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就叫中华民国”，“中共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比“一国两府”的用意更为危险。此一主张的提出，表明李登辉在脱离“一个中国”原则上又迈出一步。
1992年8月1日，“国统会”按照李登辉的指示重新解释的“一个中国涵义”，在正式报告中称“‘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另一方面声称：“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上述结论，在表面上仍维持了蒋氏父子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前提，实际上却提出和阐释了“分裂”、“分治”的新概念。对此，李登辉进一步说：“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这是将来……中华民国目前统辖台澎金马，拥有绝对而且完整的主权与治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原因”；“目前的中国属于分裂，是一项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在大陆，应属平等的政治实体”。李登辉解释的要害是，“中华民国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已经虚化，“中华民国”已被“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取代，从而也就取代了“一个中国”。1993年11月21日，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依李登辉的指示，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会议上代表台湾当局发表了“关于两个中国政策的声明”，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阶段性两个中国”是李登辉公开打出“两个中国”招牌的开始。
李登辉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其用意越来越清楚。1994年3月底，李登辉以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形式，表达了他关于两岸关系和台湾定位问题的主张。他毫无隐讳地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他要充当《出埃及记》中的“摩西”，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不久，李登辉又以接受台湾《自由时报》专访的形式，更直截了当地否认“一个中国”原则，称“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独立主权国家”，“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台湾的“主权在所有的2100万人民”。李登辉长期以来在两岸关系、台湾定位问题上的变化，欲盖弥彰式的表白，至此完全露出底线。这就是图谋使一个中国，变为“一个中国”、“一个台湾”。
李登辉确实想充当“台湾的摩西”，踏上分裂祖国的不归路。1994年7月台湾当局发表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和1997年2月发表的“一个分治的中国”说帖，以“分裂分治”为名公开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自1992年初至1993年11月间，分别提出“分裂分治”、“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李登辉支持陈水扁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口号，混淆一个中国定义，公开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变调（2）
自1994年始，李登辉开始利用各种机会鼓吹分裂理论。是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全文登载了李登辉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李登辉在这题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对谈”和前后的一系列谈话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台独”主张。李登辉声称，“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省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份，这是奇怪的梦呢”。他别有用心地说：“‘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罢了。”在“对谈”中，他首尾都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率犹太人穿越红海、返回故土重建家园的摩西自比，以此隐喻李登辉自己也想率领台湾人“独立建国”。人们正是从这篇“对谈”中开始认识李登辉的分裂思想的。
1994年7月，台湾当局召开的“大陆工作会”正式公布了“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说明书”把海峡两岸所谓“分裂分治的根源”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把今天海峡两岸分离局面说成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所造成的；称两岸的分裂分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今天中国之所以不能统一，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制度”，煽动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不信任感。该“说明书”攻击“一国两制”是“假中国统一之名，行兼并台澎金马之实”，说什么“‘两制’乃是任由中共宰割的一种权宜措施，‘一国两制’的目的，是要‘中华民国向中共全面归降’”。该“说明书”就是企图以“制度不同”为借口拒绝接受祖国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主张，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
此外，李登辉一直把“主权在民”作为维持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他声称400年前台湾是“无主的土地”，甲午战争后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即由“外来政权统治”。“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19世纪以来，主权问题就不断地被讨论着，主权两字是危险的单字。”“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我们应该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主权在民论”是要确立起台湾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地位，肯定“分裂、分治”的现实，实现“中华民国在台湾”、“参与联合国”乃至走得更远的目的。
李登辉的另外一个口号是“务实主权论”。1991年8月8日，李登辉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声称，“人权包括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的自主”，“从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来看，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条件”。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时报》举办的所谓“中华民国与国际新秩序研讨会”上，李登辉又宣称“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应以此“为基点讨论国家主权问题”。1996年3月17日，李登辉竞选第九届“总统”的最后关头，宣称“在新的国际架构下，所谓‘主权’、‘干涉内政’应有不同认定角度……以尊重人权为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点。”“人权高于国家主权”论调的实质，只是在为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法律依据。李登辉的“务实主权观”，要害是借“人权”之说，来为西方亲台势力提供干涉台湾问题的依据。
在李登辉的分裂理论体系中，他的“新台湾人主义”是一个新的分支。“新台湾人主义”的实质是，在台湾同胞中培育“新台湾人主义”，将分裂的因素扩大到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基础层面，用“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华民族精神，以便从台湾同胞的心底拔掉统一之“根”，植下“台独”之“本”。李登辉带头鼓吹的“新台湾人主义”，是由“台湾命运共同体”、“主权在民论”发展而来，突出“以台湾为主体”，公开标榜“台湾民族”，妄图将台湾的中国人变成“在地化的民族”——“台湾人”，以逐渐用“台湾民族主义”对抗、取代“中华民族主义”。一句话就是要通过“心灵改革”来“改变人心”、“重塑台湾人灵魂”，以便从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深层次上分裂中国。
恶化两岸关系（1）
李登辉无视台湾同胞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无视两岸交流给台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一再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和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举动，违反了广大国民党员的基本要求，因此加剧了党内的政治理念对立，加速了党内分裂。
1994年4月1日清晨8时5分，载有24名台胞游客、两名导游、6名船员的“海瑞号”游轮，在浙江千岛湖被烧毁，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海峡两岸的“千岛湖事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国务院台办、公安部、交通部等部门也立即派人员赶赴现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根据浙江方面的报告，及时主动地向台湾“海基会”通报了有关情况。4月6日，遇难台胞的骨灰由家属送回台湾。4月17日，这一特大谋财害命案破案。6月1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判处凶犯吴黎宠、胡志瀚、余爱军死刑。“千岛湖事件”纯属一起重大刑事案。然而事件发生后，在台湾当局的错误导向下，岛内媒体大炒特炒。一些高级官员和政治人物，借题发挥。李登辉更是以“中共是一堆恶势力，是土匪”进行谩骂和攻击；“台独”势力趁机煽风点火，煽动“台湾独立”。台有关部门还做出停止两岸旅游、文教、经贸交流等活动的决定。李登辉和台湾当局对“千岛湖事件”加以“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自开放两岸交流以来一直正常发展的两岸关系。自此以后，李登辉开始全面、公开推行分裂路线。
1995年李登辉（中）访美后，两岸关系严重恶化 李登辉从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上的倒退，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对外的具体表现就是极力推行“务实外交”。李登辉出任第八届“总统”后，在6年任期内，前3年的施政重点放在内政“修宪”，完成所谓“宁静的革命”；后3年的重点则开始放在“务实外交”、“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方面。对于台正常地同其他国家发展经贸文化等非官方关系，祖国大陆向来不持异议。但李登辉不是这样，而是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行分裂祖国、谋取“台湾实质独立”之实，因而其做法已经危及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危及台湾社会的稳定。
李登辉偏离一个中国原则越远，搞“务实外交”愈猖獗，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就走得越远。1993年起，台湾当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