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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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只要能给新华社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或图片，我们就给报酬。就连旅馆的白发司机知道这一消息后，也在四处张罗，希望借此捞点“外汇”。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大张旗鼓地四处“悬赏新闻”时，旅馆的管理员法努克给了我“当头一棒”。一天晚上，我和法努克又聊起想要买新闻和照片之事，老先生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我赶紧重申：“弄到有价值的新闻和图片，我可给钱啊！”法努克眯起眼睛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突然想起法努克曾给日本人当过雇员的事儿，马上问：“你给日本人当雇员的费用是多少？”“大概一天100　美元到150　美元吧。”法努克终于开口了。他这一开口，弄得我不敢再说话。我知道，一天100　美元～150　美元（约合6000　卢比～9000　卢比）相当于我们分社过去给“临时雇员”一个月的工资。如此大的差距，自然使法努克对我的“悬赏”不感兴趣。因为战事的原因，当时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雇员佣金价格飞涨，西方和日本记者雇用当地雇员平均每天付费约100　美元～200　美元。更有甚者，据美国《时111　/　185　代周刊》报道，财大气粗的CNN　和BBC　给雇员的薪水有时高达500　美元一天。在这里，“花钱买新闻”早已成为国外新闻媒体通行的做法。难怪有记者感慨地说：“现在的新闻竞争就看谁有钱，有钱才能获得独家新闻。”其实，我在采访中早就注意到，美国、日本记者的身后，总有一大堆穿白袍子的当地人跑前跑后、四处忙碌。他们，就是新闻雇员。其实，雇用当地雇员从事采访报道，早已是许多新闻媒体通常的运作方式。据了解，美联社东京分社共有75　人，其中仅6　个美国人，当地及其他西方国家雇员有69　名；在路透社香港分社的400　人中，只有10　人来自欧美国家，其余全部是本地雇员；而路透社印度分社200　人当中，仅新德里分社首席来自伦敦，　加上英国和美国各有一人，其余均为当地人。比较而言，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内地媒体还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一般新闻媒体在国外的分社或记者站，多半是从北京等后方编辑部调派过去的。前线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前方几个有限的记者东奔西杀、孤军奋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些记者只好退守在编辑部，采用收集信息、编发稿件的方式从事前方报道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新闻报道与外国大通讯社相比，形成了很大差距。纯粹花钱买新闻不是我们的新闻理念，同时对于我们也有较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只得“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先交朋友、后找雇员的方式，　力争“物美价廉”地获取新闻。我自豪地认为，这种“朋友加雇员”的工作思路，　更符合“中国特色”。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抵达白沙瓦的当天晚上，和纳扎尔吃饭时偶然得知，　纳扎尔的舅舅曾经在阿富汗的一个地区当过官，现在还有许多亲戚在那边。我们112　/　185　试探着问纳扎尔，能否请他舅舅帮忙，从阿富汗搞到些新闻和照片。纳扎尔只是答应我们试试看。教阿富汗人照相两天后，纳扎尔打来电话，说他舅舅同意“见面谈谈”，地点就在纳扎尔·巴难民营附近、他舅舅的家里。10　月22　日晚，我们驱车来到郊外纳扎尔·巴难民营附近的纳扎尔的舅舅家。外国人深夜来访，搅得他家几乎所有的男人，包括大人小孩全出来迎接，女人们则躲在后院扒着墙头或透过门缝偷看我们。纳扎尔的舅舅一家有几十口人，住在前后两个土院中，男眷主要住前院，女眷主要住后院。后院院子里种着蔬菜和石榴树。看得出来，他们虽然住在难民营，但以前有些家底，生活条件比一般难民家庭要好些。我们被邀请进屋，盘腿坐在了属于“上座”的地毯上。屋子里已有10　多人，　有亲戚有朋友。由于语言不通，纳扎尔和他舅舅的儿子给我们充当临时翻译。纳扎尔的舅舅面孔长而瘦削，谈话间很少笑，眼睛不大却很有精神，像普什图族男士一样喜欢穿一件坎肩，头上戴着一顶“塔利班式”毡帽。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想要有关美国轰炸塔利班最新情况的新闻和图片。“你们要这些干什么？”舅舅盘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在我和孙浩身上来回打量。“这很危险。”说这话时，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我们通过纳扎尔向他解释，我们中国的报社要这些照片纯粹用于新闻报道。为防止招惹麻烦，我们没有说出自己单位的名字。屋子里出奇地安静，人们的表情都很严肃。纳扎尔挪到舅舅身边，与他窃窃私语一番，然后又神秘地把我们叫到屋外问113　/　185　道：“你们能付多少费用？”我们终于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赶紧问他舅舅的意思。“每人每天1000　卢比，行吗？”纳扎尔显然是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价码对于他来讲也不低，因为他辛辛苦苦一个月也不过只挣几千卢比。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价格。每人每天1000　卢比，用他们两个人三天，　一共6000　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不到800　元）。我和孙浩商量后，先给了纳扎尔舅舅5000　卢比，并说好等雇员拿回照片后，我们再补1000　卢比。费用问题谈妥了，下一步我们开始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对于他们如何行动，　我们充满好奇。舅舅指着坐在旁边的一个五短身材满脸大胡子的人说：“他们在塔利班干过，　有办法。”　“塔利班士兵？”我们差点叫出声。我说什么也没想到，自己准备雇佣雇员竟然雇到了“塔利班”的头上。看到我们惊诧的表情，纳扎尔赶紧解释说，这没什么奇怪，白沙瓦有不少阿富汗人都曾在塔利班做过事，或当过兵。纳扎尔还告诉我们，在阿富汗和当地很难区分谁是塔利班士兵，谁是老百姓。老百姓拿起枪就成了战士，而战士扔下枪就成为老百姓。“其实，塔利班士兵也是普通人。”纳扎尔舅舅说。原来，纳扎尔的舅舅很早前曾在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省里任过官职，后来参加过抗击苏联入侵的战争，并在一次战斗中打死过苏联士兵，他的不少亲属也死在战争中。塔利班掌权之后不久，为躲避无休止的战乱，就带着家眷来到了白沙瓦。提及当年抗击苏联的战斗，纳扎尔的舅舅显得特别激动。谈及眼前的战争情况，和许多当地人看法一样，他认为：“阿富汗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使塔114　/　185　利班不会那么容易被打败。”　虽然已在巴基斯坦生活多年，但仍有不少亲朋在阿富汗，彼此经常来往。这次准备进阿富汗的两个人原来就是他的下属。当我们谈到拍摄新闻图片的问题时，他们感到很为难，因为没有摄影器材。孙浩犹豫地和我商量。我说：“现在就去买！”　我们立即开车连夜赶奔市中心。纳扎尔的舅舅担心天黑、道路坑洼不平有危险，主动请缨为我们做司机。望着舅舅一只手轻松地驾驶汽车的神情，我和孙浩有些吃惊。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沙特阿拉伯等地专门接受过驾驶技术、使用各种武器方面的训练。在一家器材商店旁，我们停了下来。器材商店里零散摆放着几种款式陈旧的相机，和香港或国内那些琳琅满目的摄影器材店相比，这里简直像个二手旧货铺。店主人说生意一直不好，不敢轻易进货。经过反复挑选，我们选购了一款价格便宜、使用方便的佳能全自动简易相机，价格1900　卢比，约合200　多人民币。同时购买了胶卷、电池等。赶回纳扎尔的舅舅家中已经是晚上10　点多，我们开始现场教阿富汗雇员照相。借着室内昏暗的灯光，我们坐在地上给他们上课。准备执行任务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大胡子约摸40　岁。可能是平生第一次使用相机的缘故，他拿过相机显得手足无措，眼睛离取景框还有几十厘米，就开始瞄准。我手把手教并给他做示范。他眼睛凑近了取景框，可又不知道该用哪只眼睛对焦。我们专门设计了场景，假装有人“受伤”倒在地上，告诉他如何取景，并让他实习演练一番。他却慢悠悠地围着躺在地上的人转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按动快门。他那笨拙的样子逗得周围的人大笑不止。学了一会儿，他已累得满头是汗，我们也急得直上火。但是我们心里也明白，让一个拿过枪、干惯了体力活的阿富汗老农民摆弄这么个精细玩115　/　185　艺，实在有点儿难为人家。待他掌握一些摄影要领后，我们把有关采访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一项一项通过纳扎尔翻译后告诉他，并一再提醒他：“能多拍照片就多拍，有新的情况立刻打电话通知我们，快去快回。”　当我们从纳扎尔舅舅家出来，已是深夜11　点多，西北边城的风夹带着几分寒气。回想着在异国他乡的边境小城，在难民营中的阿富汗人家，我们和“塔利班战士”席地而坐、挑灯夜谈的情景，我激动得整夜未眠。正当我们的阿富汗雇员进入阿富汗塔利班控制区采访时，从后方突然传来消息，我的新华社同事已从阿富汗北部的塔吉克斯坦进入阿富汗北部北方联盟控制区。这是战争期间新闻媒体进入阿富汗采访的惟一合法通道，当时有上百名外国记者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了阿富汗。想像着北路的同事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喷赤河、直奔阿富汗的样子，我这个在南路“战壕”里趴了30　多天、时刻等待“冲锋”的“老兵”怎能不羡慕和嫉妒。那两天，我真想向总社申请去塔吉克斯坦。与此同时，我们请求进入阿富汗采访的申请再次被后方否决，原因依然是：　“从巴阿边境进入阿富汗太危险，记者安全没保证。”领导同时告诫我们：“坚守阵地，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尽管我心里老大的不情愿，最终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命令。第十五章：给塔利班照相我们的雇员走后，曾经打过一次电话给纳扎尔，并让他转告我们，美军飞机刚刚轰炸了贾拉拉巴德附近的一个村镇，炸死10　多人，炸毁了一些房屋等。由于电话很不清楚，且时断时续，但我们不敢怠慢，将了解到的一些简单情况及时发回北京总社。这期间，正值阿富汗和平和国家统一大会在白沙瓦举行。这是战争爆发后首次举行的阿富汗重建大会。来自阿富汗各地及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1500　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参加会议的政党均为各个地方温和派的代表，其中没有塔利班的成员。有人担心，这次会议势必招致塔利班的强烈反对。得知消息后，我们连忙开车去找会场尼诗塔会堂（NishtarHall）。为了工作方便，我顺便叫上网吧附近的小老板穆塔为我们带路。穆塔在网吧附近的市场里开了一个时装店，里面有许多服装都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穆塔说中国货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很受欢迎，质量不错，价格便宜，许多人喜欢购买。可由于战争爆发，客人减少，穆塔的生意大不如前，他只好整天坐在门口找人聊天。我们认识后，他曾经多次问我有没有办法帮助他到中国去做生意，我遗憾地告诉他：“我是记者，只懂照相，不懂做买卖。”当然，我还是在他的店里给儿子买了件当地产的小衣服，以表示对他生意的支持。我们到达会堂时发现，场外布满了手持枪支、盾牌的防暴警察。一打听，由于不满会议的召开，当地的许多塔利班支持者声言要前来抗议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