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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一开始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肇庆里的一家印刷店干活，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特科战士。因为李士英负责保护康生的安全，经常随康生和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联络，一来二去，便和国际组织中担任交通的汉布尔格熟悉起来。汉布尔格生性开朗，又会些简单的汉语，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在报中央机关批准后，特科工作人员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顿时引起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目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王斌熟悉诸多地下党员，四处寻踪，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罪不可恕。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极大的特务鹰犬，不尽早铲除，难以保障党的安全，亦难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
铲除王斌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身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督察员的王斌一定在其中，便在照片前仔细寻找，但因她未见过王斌，一时难以辨认。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汉布尔格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连连夸奖汉布尔格机敏，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长相颇有个性，易于记住，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李士英小组一开始想从租借的房子直接翻墙而入，开枪击毙王斌，但李士英又担心被王的妻儿看见似乎不妥，于是改为在马路上将其击毙。
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做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回来亦无规律，难以掌握；惟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李士英决定4月2日下午动手，干掉这个罪大恶极的犹大。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头发梳得油亮，身着西服，乘坐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时，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靠在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住区的宁静，当法国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特科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个惩治目标干净利索地解决后，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打击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此人对党的危害也甚大，连他的妻子也承认：“老曹捉共产党很凶的。”
计划好任务后，汉布尔格同样先找来了照片给李士英看，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不像叛徒坏蛋，倒像是个正面人物。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成员也对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跟踪盯梢，同样采取了先摸清其行动规律的办法。
5月6日，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拉斐路（今复兴中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上街沿边的铁栅栏里面那一幢幢乳黄色洋房漂亮气派，花园里绿叶葱茏，姹紫嫣红，偶尔有一朵红花开出栅栏闹春意，情调浪漫。
汉布尔格身着连衣裙，李士英一身长衫，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三人分头前往拉斐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附近守候伏击。当时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其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后掩护他们行动，汉布尔格和瓦尔特驾驶汽车接应。
一切安排妥当后，各就各位等待行动。守候至下午1时半左右，正巧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年轻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当即上前开枪射击，对方见来者拔枪欲射，顿时吓得掉头就逃，“砰砰”两声枪响，黑衣男子当场倒下。
弄堂里的人听到枪响抱头四散，乱成一片。枪声引来了法国巡捕，刘国宝在撤离现场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附近，刚将手枪扔入垃圾筒时，就被紧跟上来的巡捕抓获。
李士英撤至茄勒路（今吉安路）、白尔路交汇处时，突然发现真正的曹清澄出现在眼前，此时李士英已听到警哨声，为了安全，他完全可以放弃行动。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千钧一发之际，他当机立断，果断向对象开枪，当场将曹清澄击毙。
由于此次行动没有按计划行事，李士英拔腿沿白尔路跑走，使汉布尔格无法及时接应。当李士英跑到白尔路与安纳路交叉路口，见四周无人，以为逃出了危险地带，便放缓了脚步，不料却被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人巡捕逮个正着，人枪俱获，当即被押解至法国捕房警务处。
从另一路撤离的李泽才，被汉布尔格接走，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里还有一些钱和衣服，次日清晨，便抱着侥幸心理悄悄溜回住所，结果被守候在暗处伏击的侦探截获。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后，国民党警特机构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员，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 。
当时，法捕房以发生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将李士英等人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东路174号）。
笔者从有关材料中找到了巡捕房审讯李士英的片段，情况是这样的：
探员瞪着眼、抿着嘴，审讯李士英道：“是谁让你们干的？你的后台是谁？”
李士英按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径道：“我是河北来的农民，今年5月1日来上海找亲戚，想让姑夫给我找个活干，谁知来到上海找上门，姑夫一家已搬走了。无奈身上的盘缠已用尽，只得到处漂泊。那天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老乡，我帮他打工，他供我吃饭，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负，我就为他两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讲义气。”
探员盯着李士英的眼睛追问道：“那你平时住在何处？”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辞：“火车站、马路边、公园里，四处为家。”
探员看文绉绉地审讯无多大收获，便又改为用刑讯逼供。反复折磨近一个月，案情丝毫没有进展。就在李士英庆幸自己度尽劫难，使对手无可奈何之际，突然法租界巡捕查出了李士英在西藏路忆德里296号的住处，从他租借的房内发现了手枪子弹和马列书籍，探员如获至宝，又劲头十足地重新提审李士英。
对方先不说话，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油印的书往台上一扔，李士英一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但表面上却依然不露声色。对方突如其来地问：“这是什么？”
李士英继续佯装糊涂：“是书。”
“怎么解释？”
“我没见过。”
审讯者颇为自得地说：“这是从你忆德里的住处搜到的。”
李士英仍然一脸茫然：“什么忆德里？”
对方眯眼意味深长地说：“你应该最清楚！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包括你的照片。”
李士英一听就知道对方在诈他。因为特科有纪律规定，个人决不允许拍照留影。李士英拍着胸脯坚定地说：“只要你们拿出我的照片，我什么都满足你们。”
审讯者反而被他的坚定弄糊涂了，又挥了一下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40来岁的男子，李士英一见是自己的房东，还是故伎重施，装不认识。
来者见到满脸胡子的房客，先愣了一下，仔细辨认后点头道：“就是他！”
但李士英却一口咬定不认识对方。当年也没户口簿、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房东拿不出铁的证据，一个说认识，一个说没见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讯者也无可奈何，难以断定。
花言巧语，劝说利诱不管用；使尽了酷刑逼供，严刑拷打还是不管用；拿出证据，也是无效。对方软的、硬的、真的、假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无济于事。
法国捕房的承办员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心想当场人赃俱获，手枪、子弹、赤书都有，铁证如山，怎么就拿这家伙没办法？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想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后台，结果都败下阵来。
无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只得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汉布尔格闻讯后暗中送去了一笔资金，留作打官司的费用。由于组织纪律，汉布尔格很快脱离了这个案子，并于同年年底离开了中国，奉调去莫斯科受训。从此，她再也无法了解到李士英的音讯，但仍然一直牵挂着她的中国战友。
1933年1月17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理李士英一案。法官认定枪杀曹清澄是共产党干的，系报复杀人，并将曹清澄与王斌被杀案串并在一起审问，以被告“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
李士英等三人不服判决，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刑诉法》有关条款，提出上诉。 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诉到民国最高法院。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放弃前嫌，一致对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4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事件终于出现了转机。
1936年7月13日，民国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