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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朝政，无法超脱，忧患也悄悄地包围了自己。
延熹四年（175），蔡邕和同事们校勘五经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发现，帝国的学术存在着很大的症结。帝国自孝文皇帝诏收天下书籍，抢救秦火余烬；孝武皇帝听从董仲舒更化之策，独尊儒术以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渐得确立，帝国的各级教育体系和文官储备体系渐得完善。不过，帝国以五经试用文官，有一件麻烦事一直没有解决，那就是《五经》没有定本。
大汉立国之初，先王典籍多从秦代存活下来，从能背诵和传授全文的学者口中抢救出来，因为秦帝国的挟书令至为严厉，简册化为飞灰。可是，记忆力因人而异，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记录下来的文本自然有出入。帝国一心恢复文教，胸怀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经典，因文本的不同，并立数家博士，俱为学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经各有三家博士，这些博士所传经典，皆用帝国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经学。出于学术和仕途的考虑，各家博士不仅严格门户，而且相互争论，都说自己的文本出自圣人亲裁。孝宣皇帝没有办法，干脆让大家到石渠阁开会，并且亲自来作决断。除了开会，就是组织学者到皇家图书馆，将收罗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互相比较，取长补短，搞出一个官方的定本，作为考试的依据。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订皇家图书。刘向又让小儿子刘歆协助自己的工作。父子俩领着一帮学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刘向病死后，孝哀皇帝让刘歆继续主持。这个刘向父子在校书时，发现图书馆里藏有许多秦帝国没有烧毁的简册，当中有五经的文本。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国古文写成，有些经典或传记甚至是学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备的。刘歆经过调查，得知这些本子有的来自民间的进献，有的来自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先朝学者与今文典籍作过比较。刘歆来了兴趣，他开始校勘，最后，他相信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在与博士官们辩论之后，刘歆失败了，因为他太幼稚了，仅仅将经学看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帝国已经有这么多人靠经学吃饭，不能再容忍别人来抢饭碗了。再则，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统地整理，研究和传授系统没有确立，古文又为秦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识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国确立经学的目的，本不专为学术，而是树立帝国的政教大纲，因此，经典的文本是否与圣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对经典的解释、宣传和活学活用则是更重要的事。帝国所立学官，皆有一套能够指导现实政治之术，甚至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这种庸俗化的应用，在帝国拨乱反正、创设文教的过程中，却极具生命力。而古文经典，则缺乏这种功能。
可是刘歆还是把一个麻烦给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汉室以来，今文经学的门派分得更细，争斗也愈烈，但作为官学，它的思想渐渐不能适应朝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甚至编出了识别和解释古文经的字典。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因此，门第道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士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学却被立为学官。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经为学官。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但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今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加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他们一起给天子上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
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议恢复久已荒废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举行尊慰老人、宣扬孝道的礼仪。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认可和兑现。
天子的想法和蔡议郎大不相同。事实上，他喜欢各种典礼，因为从小，他就视各种朝仪为游戏。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导下，他举行了国家的几个大典。可他还不过瘾，马上自作主张，大加发挥。这一发挥，使得蔡议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欢辞赋，这是大汉帝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当初孝武皇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辞赋的字句铺排骈丽，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令人如痴如醉，回肠荡气。可蔡议郎却教天子一套什么辞赋为小技、道德是根本；辞赋的修辞技巧是末节、以文载道方为鹄的的大道理，让天子感到生厌，或者说，让天子无法理解。天子欣赏自己的才华，可蔡议郎他们却不以为然。这帮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经学经学，道貌岸然，面目可憎。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在天子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马上找来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让他们召集天下善写辞赋以及能写奇字、缪书、鸟鱼虫书等美术字的人，待制鸿都门下，建立了一座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的是，这所新学府专门研讨辞赋和书法，俨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艺术学院，天子充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将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写的一部长达五十章，以上古史为题材的鸿篇巨赋《羲皇篇》当作学院的教材。这下子开了帝国学术的先例，学界哗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经学为立身之本，又以经学为帝国政教之本。可帝国的天子却立了一所以文学弄臣和俳优们组成的帝国学府，这实在是有悖大体。可他们不明白，天子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乐松和贾护本为文学侍臣，出身平民，以他们的名望绝对召不来名士级的人物。于是，几十个无行趋势、擅长雕虫小技之徒成了鸿都门学院的生员，每天向天子形容讲述闾里市井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夸赞天子的辞章，卖弄辞藻和艺技。天子居于深宫，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满足。他给了这些人丰厚的赏赐，待之以不次之位。
蔡邕多次谏罢鸿都门学，天子的脸色不好看。作为帝国文化的维护者，蔡议郎感到帝国最后的一块圣地也被玷污了。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4）
这年夏天，那位曾经给大将军窦武写信的涿郡布衣、现任帝国政府秘书长的卢植尚书，在东观编纂《后汉记》的闲暇之中，将老友蔡邕叫到一边，对他说：“阁下可认识阳球？”
这个名字，让蔡议郎出了一身的冷汗。
“阁下提起此人，莫非有什么见教？”
“卢某知道，此人是阁下叔父大人的对头。前几天朝廷罢免一批在地方施行严刑苛法和贪污横暴的官吏，阳球被控告，逮捕至京。可天子却以他任九江太守时讨伐山贼有功，特加赦免，并拜为议郎。阁下应多加提防。”
阳球属于严刑苛法的酷吏，与贪污无涉，因为他为官清廉，也有政绩才干，但性情严厉，睚眦必报。此人出身渔阳泉州的大族，又娶中常侍程璜之女为二房，少习弓马，善于击剑，酷爱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以孝廉被举入仕，任尚书侍郎，精于朝廷法律和制度，所写奏章，为尚书台的样板。出任高唐令时，曾因执法过于严酷而被朝廷收捕，后被赦免。九江山蛮造反，朝廷以卢尚书出任太守，用怀柔之策，山蛮宾服。可卢尚书不久生病辞官，阳球接任，设了圈套，将山蛮殄灭殆尽。当然，阳球更明白山蛮造反的原因，是帝国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于是，他又杀了不少奸吏。接着出任渔阳国相国，搞得郡中豪强权贵屏声息气。本朝以德治为本，故而像阳球这样的酷吏尽管整肃了社会秩序，但口碑总是不佳。作为一个出了名的酷吏，阳球刻薄的性格和他所崇尚的以峻法理国的思想既相一致又相矛盾。他对法律的无比执著，基于他刚猛狭隘的个性力量，他从来就没有畏惧过任何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