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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南昌的一次会议上向他的部下发出训令：绝不允许“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陈毅对项英说，“失败就是失败”，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山区。项英则斥之为“悲观情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和陈毅共事多年的陈丕显那时只有十九岁。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檄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带来陈毅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和我们交谈。陈毅的这些子女现在都在当代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陈毅长子陈昊苏，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陈丕显说，他和陈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时。他是共青团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上级要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就在陈毅身边战斗。
在留下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认为陈毅是对的，而项英是错误的。他对留下来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命运极为关切。他记得见到过曾经是党的领导人的四十六岁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结核病，却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柴点火煮粥和鸡蛋，作为新年晚餐。
“象瞿秋白这样，怎么可能在游击战中幸存下来呢？”他激动地说。
政委项英似乎相信，红军将会很快赢得重大胜利，而他们将在新的苏区同其他红军会合。他不让人们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陈丕显还记得到工农剧场看演出的往事。长征之前，剧场是李伯钊工作的地方，后来李伯钊同丈夫杨尚昆将军一起参加了长征。在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别人合作写过一个剧本《为谁打仗为谁死》，她自己还写了个剧本，叫《我们一定胜利》。陈丕显看到的节目同往常一样，是些民间舞蹈、话剧、独唱、小合唱，如《胜利的炮声》。这个剧场是个露天礼堂，尽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挡不住群众带着雨伞、草帽，披着蓑衣赶去看演出。
主力红军撤走后，这里的一座座城镇落入了国民党手里。地主还乡团到处屠杀，还建立了专门的反共组织—— “暗杀团”。地主们把农民撵出家门，说“看你这辈子还红不红”。
红都瑞金原来只受到国民党小型炸弹的轻微破坏，而现在国民党军队把共产党使用过的建筑统统付之一炬。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处决。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
惨遭杀害的人难以胜数。瑞金全县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减少的人并非都参加了红军。
一九八四年，我见到一位名叫钟启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岁老人。他嗜烟如命，非常健谈，他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岁，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八个孙子，四个曾孙，共十九口人。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给我的”。
长征开始后，钟启松留在红色模范县兴国的长冈乡。兴国县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那些隐瞒不住与党有关系的人都逃进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们得到的指示说：决不要承认党员身分，只承认为共产党做了点杂事。如果承认了党员身分就要被杀头。国民党回来大赦的时候，他们去投了案。他们得到宗族的担保，每个人都承认为共产党做了一点事。宗族出人为每个人做保，一个保一个。如果离开了本县，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担保。由于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没受到处罚。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被仇人出卖而受到了惩处，有些是交了恶运。留下的九千名红军战士和党员中，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有些被公开处死，有些则是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钟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从兴国逃到了山里，没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没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人了党。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来的红军损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陈毅和项英组织幸存的红军开展了游击战。他们两人加上老共产党员贺昌组成了一个三人指挥部。他们带着党政机关留下的人员，开到于都以南的仁凤等侯指示。同时把小股部队派往山里。到二月的时候，陈毅和项英已被敌人包围。他们大约有两千名士兵和两千名伤员。一天，陈丕显听到一个干部在向部队大声训话，说什么他们即将进行一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决死战斗”。陈认为，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会上，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宣布，“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换句话说，要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战争。
陈丕显看到了中央红军发来的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等人事变更的情况。第二份电报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内外”开展游击战争。
当小股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后，陈毅便着手处理棘手的伤员问题。伤员们都不想留下，但又无法跟上游击队的活动。陈毅召集地方干部和老乡开了一个会。他十分激动地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陈毅还没讲完，这些农民和伤员都已流出了眼泪，陈毅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半天之内，伤员们都安置到了农民家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到广大的乡村里，每个人都带上了几块银元，少许药品和五斤盐。在国民党封锁区盐是无价之宝。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余下的部队集合了。大雨倾盆。在一间小茅屋里，报务员正设法同在贵州东部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项英仍然觉得他们的撤退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电台不停地呼叫，但是没有回答。
最后，大部分部队已经出发。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堪，百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陈丕显是和他的部队，包括党政机关及第六独立团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们在傍晚安全抵达里坊桥，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黑暗中继续前进。天上没有月亮，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穿过一道山谷，开始爬上一条狭窄的山路，这时候响起了枪声。他们停止前进，枪声消失了。原来是地主武装的卫兵把他们当成了本地民团，向他们鸣枪致意。凌晨三点钟他们到达大麻岭，在那儿休息了一下，用干粮充饥。他们预料拂晓时要打一仗，他们已作好了准备。
中午到达仁凤，电台仍联系不上。到了下午一点还联系不上，天又下起雨来。贺昌决定不再等了。他带上两个营大约几百人开始突围，但很快便陷入国民党的埋伏，部队打散了。他们设法在石韩村重新集结，并渡过了会昌河。不久，部队又被包围，打了几个小时仍无法突围。贺昌身负重伤。国民党士兵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贺昌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大声呼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贺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曾同陈毅、周恩来及其他人共同战斗过，他曾担任党的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指挥部仍在仁凤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他们发出了要求中央批准突围计划的电报，大约在下午五点收到了回电。但是由于密码已经更换，陈毅和项英谁也不懂，人们看着满纸的密码一筹莫展。他们把电文挠掉，命令报务员用油布把电台裹起来，埋在坑里。这份看不懂的密码电文是三年中他们收到的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次信息。“
陈毅曾向延安美军观察组属下的外交官谢伟思说过，从那时起，“我们就象野兽一样生活”。
当时，陈毅和项英的身体条件都不适宜打游击。陈毅的伤口远未愈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担架上。项英是个近视眼，而且还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准备下山了。他们下山后几乎立即遭到了袭击。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只剩下了二百人。当晚他们又碰上一场战斗。国民党飞机撤下传单悬赏五万元捉拿陈毅和项英。他俩随即决定带着几个警卫悄悄突围出去，这样会减轻全队人的压力。
他们在山间密林中躲藏时，碰上一个打赤脚的人，此人骨瘦如柴，头上戴一个又黑又赃的旧钢盔。他是代英县县委书记，名叫曾纪财，一九二九年他见过陈毅。后来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了他，解除了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他一直在乡间流浪行乞，招讨来的米放在那个钢盔里煮饭吃。陈毅收留他做向导。他们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后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国民党杀光，只剩下老岳母，老人胆战心惊地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一九八四年，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多岁的刘建华，看起来象个商人，讲起话来带点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赣南游击队中还是个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和同志）。当危女士奉命于—九四一年去延安时，她把手枪留给了刘建华，说道：“如果你活着，我们再见面时，请把枪还给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来时，写信给刘建华，刘回信说：“你活着，我也活着，但是你的枪和我的枪都找不回来了，它们都被叛徒抢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着，这证明党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刘建华还是个年轻的共青团员。中央苏区尚未被敌人占领，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战士一起，在李乐天指挥下到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座落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一个林区。这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还有杨尚奎。
刘记得陈毅和项英政委来到的情况。他们化装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批巡逻队，于三月九日抵达，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幸存的人马都到了。突围时，整个部队的损失是惨重的。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支是由曾经领导过党政分支队的相貌英俊的蔡会文率领，另一支由陈丕显率领，只有八十人。
陈毅热情地迎接这些疲惫的战士。他自豪而谈谐地说：“国民党吹嘘说他们要在仁凤把我们消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油山聊天。
刘伯坚是突围时栖牲者之一，他是在蔡会文领导的部队突围时负伤被俘的。他骑的一匹白马被击中。正当他带领一些人往山上冲击时受了伤，好几个人去营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南部的大庆监狱，由蒋介石的“绥靖公署”审讯。然后给他带上脚镣游街。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义，年仅四十岁。牺牲前他作了一首诗：《带镣行》，诗中说道；
带撩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零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之一，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并在苏联学习过。象邓小平一样，党派他去“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工作，他以秘密党员的身分，在第二十六路军任职。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最可靠的后卫第五军团。刘本人成为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同毛的关系，他几乎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