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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十日，战斗整天都在激烈地进行。一军团全部投入了战斗，并且逐渐被压到了第二道防线。
那天夜间，聂荣臻无法入睡。他心潮澎湃，想到红军主力面临的危险。他和林彪以及其他指挥员花了几个小时来分析形势。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前，他们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朱（德）主席：“……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凌晨三时半收到了复电。电报是以最高军事机关的名义发来的。明确指示：一军团必须坚守阵地。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一军团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在一军团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军团指挥部多年来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上来了。
聂荣臻不相信，认为一定是警卫员搞错了。他连忙出去看了一下。警卫员没有错。一支国民党部队端着刺刀正向山坡上爬来。聂荣臻命令收起电台赶紧离开。他一面组织指挥部一部分工作人员抗击国民党小分队的进攻，一面命令刘辉山 （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团团长 ）将敌军进攻的事告诉山下的刘亚楼（后来为空军司令员）。当刘辉山往山下跑的时候，他的草鞋叭哒、叭哒地拍打着快掉下来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没有伤着他的脚。五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军团不仅要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而且还要掩护新成立的几个军团，特别是八军团和九军团。聂荣臻说：“我们既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又要掩护他们。”
这是长征突围中很多部队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八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东岸被阻时，它不得不担负起原来分配给第三十四师的后卫任务。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三十四师“走了另外一条路”。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灭。八军团先头部队不得不在湘江岸边接应所有其他部队过江。然后，才眺进齐腰深的冰水里过了江。八军团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十二月一日下午，八军团的一位指挥员向聂荣臻请求紧急援救八军团一部分被敌人阻隔在江东的部队。聂荣臻不得不告诉他，此刻已毫无办法。因为夜幕已降临。
十二月二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有彭绍辉和肖华政委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一军团指挥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队把他们接过江来，
聂荣臻的结论是：。“我们行动太慢，敌人来得太快。”少共国际师、三十四师、三军团的十八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如长征开始时，第一师第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只有一千四百人了。
湘江这一仗，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写道：“虽然（红军）最终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秦将军说：“部队在每道防线损失的准确数字尚不清楚。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红军到达遵义时（大约一个月后）所余兵力只有三万来人。”
肖华将军是当年在湘江覆灭的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一九八四年时六十八岁，是一个矮胖而活跃的人。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有点像蒋介石，这一点不大讨人喜欢。虽然他穿着一套讲究的制服，但却带着歉意说，“我没有穿军装”，因为他最感到舒适的服装就是军装。
少共国际师奉命同彭德怀的三军团一起担任后卫，它的一万名年轻的士兵损失大半。最后，幸存者被编进担任前卫的四团。
据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的记述表明，许多装备包括 X光机和用来给陈毅的伤处拍照的感光胶片，都被扔进了湘江，剩下的较重的枪炮也多半扔掉了。比较沉重的电台设备和发电机可能也在过湘江时扔掉了。辎重队伍大大减轻了负荷，挑夫的数量减少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作了对比，他的三军团与广西军队交火时“战斗艰苦”，“困难重重”：“右翼”的一军团与湘军作战时则“情况比较顺利”。各种记述有许多矛盾。中国专家们认为，一军团和三军切分别位于左翼和右翼。事实上，在渡口，红军部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原有的正规行军序列都搞乱了。
湘江一战究竟损失了多少部队，又有多少人脱离了红军，中国现代的党史专家们众说纷坛，谁也提不出准确的数字。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这样的估计似乎比较恰当。
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据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五万兵员。
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他指的是那些挑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挑东西的任务了，曾经打算把他们也编人红军。李德说，八军团的二十一和二十三师，九军团的二十二师都被消灭了。据他说，由老兵组成的师损失不大。
湘江战斗之后，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特权。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而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气愤地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在房间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毛泽东也在场。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把周子昆从房间带了出去，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很少谈到湘江战斗。他暗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他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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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改变行动路线
红军过江进入贵州省后，侦察员孔宪权遇到了麻烦。每天他都得远远地走在部队前面，侦察地形，了解敌军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艰难程度。他有时穿军装，但更多的是穿便服，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宪权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在与湖南毗邻的贵州省，他只要一开口，人们就会发觉他是“外乡人”。还有，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样用扁担挑东西；而现在，来到贵州境内，他必须象贵州人一样地用背篓背东西。如果他“露了馅”，就会被抓去枪毙。
越过湘江是够艰难的了。但红军过江为什么很不顺利，侦察员孔宪权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之一是用了浮桥。马和骡子对浮桥很不习惯，以致惊恐万状，途为之塞，队伍出现了混乱。当红军一半人马过了江，一半还在对岸等待渡江时，国民党的飞机进行了猛轰滥炸。这样，红军的损失当然很大了。
孔宪权告诉我，爬老山界也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可能有五千英尺高，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仍只能排成单行前进。据说，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他们这时才明白“里”是个“活数”。中国老百姓说“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程度而变化的。上山的“里”只有下山“里”的一半。不管这个“里”是如何算法，“老山界”是很难爬的。根据陆定一的回忆，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饿了。没有干粮，也无法做饭。黑暗中，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不前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战士们站在那里睡着了。最后才知道，有人传话说，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陆定一定在红星纵队的后面，红星纵队里有许多重要的老干部。大家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队伍才又出发了。昨天没有吃晚饭，今天也吃不上早饭。
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许多马都摔断了腿，躺在悬崖之下呻吟。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曾宪辉是江西省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从未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非汉人居住的地区。红军来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定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