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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瑛莫名其妙，反问道：“什么怎么佯？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黄英有些犹豫的，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了想你不至于恼我吧？”
世瑛有点急了，同时也猜到几分，嘴里催道：
“你不要吞吞吐吐了，什么事就快说吧！”
黄英道：“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你猜为什么？……就是精神无处寄托，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枯寂！”说到这里，她不禁微笑了，“他对你十分信任，从前跟我说过几次，要我向你转达，我怕碰钉子，一时也未找到机会，今天他又来信追问，我只好告诉你了。我想他的人格，你总信得过，做个朋友，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
黄英知道世瑛的脾气，因此把话说得极婉转，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世瑛听了后，半天没吭一声，后来说出来的两句也真令黄英丧气：
“做朋友本来就不成问题……但是不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怎样？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
黄英想想，也无可奈何，于是说：“也好，但希望快点。”
可是怎么“快”得了呢，世瑛连跟家里谈的勇气也没有。
时间到了1920年的最后一个月，郑振铎忙着准备铁路学校的毕业考试，又忙着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他是最主要的发起者），可是大忙仍不能稍稍缓解他对黄小姐的思念，他也就在焦渴中更加努力地用功、工作……
次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顺利成立了，他被推为书记干事；他的毕业考试总成绩这时也出来了，他得了“乙等”，并被分配到上海沪杭南铁路管理局，可是他没有立即去报到，他在痛苦地等待。
在他的介绍下，黄英与世瑛都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而且3人都在研究会小说组，平时也总有机会见面，可是世瑛那边始终没有一个确信过来，郑振铎就在希望、失望、绝望的圆环中转圈。
苦等了3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离京赴沪了。在动身的前夕，他一人坐在灯下给黄英写信。念及个人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已隐约可以看见前程的光明，而恋爱却如此不顺，如此希望渺茫，不禁泪盈眼眶，惆怅满胸。他想，世瑛未回答他的呼唤固然有家长的门户之见的原因，可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封建的厚幔已被掀起一角的时代，家长的专制决不可能成为他们恋爱的主要障碍，主要原因还是世瑛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勇气以及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她真爱他，爱得深一点，像他爱她一般，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有些自伤自怜，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大树，没有能环抱它的人；他对她的深情就像一片汪洋，可是没有能盛下它的容器。于是英雄孤立于世的悲壮感又爬上了心头。
想是这么想，他对世瑛还是不肯放弃幻想——世瑛没答应，可也没明确拒绝啊——只要心不死，情也就难绝。即使是一堆死灰，也总是在妄想着有复燃的一天的，只要火种还在。因此他在信中仍然表示他愿意在上海继续等候世瑛的最后决定。
第五部分现代作家 郑振铎（2）
郑振铎在上海，与世瑛时有信件往还，当然算不上是情书。他创办了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旬刊》，向世瑛约稿，世瑛写了篇散文《心境》，发表在6月10日该刊上，文中流露出苦闷和矛盾的心情。
就在这年暑假，黄英到上海去，见到了郑振铎。郑振铎的精神状态使她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便给世瑛写了一封信去，信中写道：
“……振铎对于你陷溺极深，我到上海后，见过他几次，觉得他比从前沉闷多了，每每仰天长叹，好像有无限隐忧似的。我屡次问他，虽不曾明说什么，但对于你的渴慕仍不时流露出来。世瑛！你究竟怎么对待他呢？你向来是理智胜于感情的，其实这也是别人不深入的观察，对于振铎的诚挚，能始终不为所动吗？况且你对于他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绝他的，岂另有苦衷吗？”
世瑛接到黄英的信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可前后想了几天几夜，还是下不了决心，于是去找程俊英商量。俊英问她：“你的犹豫是不是因为振铎这个人本身的问题？”
世瑛说：“我向来没有和男子们交往过，我觉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于振铎的人格，我始终信仰，不过我向来理智强于感情。这事的结果，若是很顺当的话，那末倒也没什么，若果我父母以为不应当……或者亲戚们有闲话，那我宁可自苦一辈子。报答他的情义，叫我勉强屈就是做不到的。”
俊英听完她的话，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如果你本身没有问题，那末示意振择，叫他托人向你父母提出，这样不是很妥当吗？”’
谁知世瑛懒懒地说道：“大约也只有这么办了，……唉！真无聊……”
后来果然有人愿作红娘，上黄家去说媒，可是不出预料，碰了钉子。事后世瑛的父亲对她说：“我对于你的希望很大，你应当努力预备些英文，将来有机会，到外国走走才是。”此结果虽在预料之中，世瑛的心仍不免有些郁怅。但这样，她也不想再暧昧地拖延下去，决心一下，她便给黄英去了封措辞明确的信，信中写道：“……振铎之事，瑛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瑛又非恶意，瑛又安忍与抗乎？乃近闻外来传言，又多误会，以为家庭强制，实则瑛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何能委责家庭，愿黄英有以正之！至于振铎处，亦望黄英随时开导，瑛诚不愿陷入滋深且愿终始以友谊相重，其他问题都非所愿闻，否则只得从此休矣！”
黄英收到信后，深知此对于振铎意味着什么样的打击，所以没有立即去找振铎，总想等着一个适当的机会再慢慢告诉他。可是几天后振铎却自己来了。
黄英见振铎神情仍灰黯，关心地问道：“近来怎么样？”振铎凄然答道：“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心绪恶劣，真想到西湖或苏州跑一趟，可又走不开。人生真枯燥极了！”
黄英叹了一口气，也没话好说。彼此沉默了几分钟后，振铎故意用平常的口吻问道：“世瑛有信吗？……我写了3封信去，她都没有回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写信时，替我问问吧！”
黄英一时觉得不如干脆现在就告诉他吧，免他再苦苦等待了，于是说道：“世瑛前几天有信来，她叫我劝你另打主意，她恐怕终究叫你失望……她那个人做事十分慎重，很可佩服，不过太把自己牺牲了！……你对她到底怎样想呢？”
看上去振铎倒还镇静，只是口气冷了许多：“我对于她当然是始终如一，不过这事也并不是勉强得了的。她若不肯，当然作罢，但请她不要以此介介，就始终保持从前的友谊好了。”
“是呀！这话我也和她谈过，但是她说为避嫌疑起见，她只得暂时和你疏远，信也暂时不要再写，等你婚事定了以后，再和你继续友谊……我想世瑛的心也算很苦的了。她对于你绝非无情，不过她为了父母的意见，宁可牺牲她的一生幸福……今年春假时我们几个到天津去，有一次也谈到这个问题。世瑛说她对于你无论如何，终觉抱歉。因为她固执的缘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了多少创痕，但她也绝非木石，之所以如此，也只是怕人说闲话。同学中的一个便说，这也没有什么闲话，现在不比过去，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么忌讳呢？世瑛自知理屈，不禁有些激动起来，她说：‘好吧！我现在也不多管了，随他去进行，能成也罢，不成也罢！我只能顺其自然，至于最后的奋斗，我也没有太大的魄力——而且闹起来，家人会都觉得面上过不去……’，当时她的态度很明确，我想你如果有决心非她不可，就不要操之过急，耐下心来等待时机。”
黄英说了这么一大段，虽是实情，意也总在安慰振铎，使他不至于过分难过。对此振铎自然心里是明白的，他也没有更多的话说，只点点头说了句“暂且不提好了”就走了。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第五部分现代作家 郑振铎（3）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婚后，两人幸福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郑振铎的进步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白色恐怖向他步步逼近。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旅居法国。后来迎来解放，担任新中国的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郑振铎率领文化团访问阿富汗时飞机失事不幸身亡。
第五部分华人诺贝尔奖得主 杨振宁（1）
新闻媒体一则消息：“现年82岁的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于2004年11月５日在北京订婚，预计2005年1月等清华大学这学期课程结束后，正式举行婚礼。”立刻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因为“男主角”是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且他已经是82岁的高龄老人，“女主角”才28岁，他们之间有54岁的年龄差距。
杨振宁形容翁帆为“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大家不禁好奇，两人是怎么认识的，而究竟是怎样一位女子俘获了老人家的“芳心”？
据知情人透露，杨振宁和翁帆是1995年在广东汕头认识的。当时杨振宁在汕头大学参加一个国际物理学家大会。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负责杨振宁夫妇等人的接待工作。作为一名英文系学生，翁帆英文说得非常流利，而且漂亮活泼，给杨振宁夫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离开汕头后，杨振宁夫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