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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莹的苦难经历所打动，觉得她比娜拉还不幸，古今中外的叛逆女性也莫过如此。萧军还发现散落床头的纸片上有画有诗，他拿过来看了，其中一首是：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萧军惊奇地问道，这都是你写的？她默默地点头。在这一瞬间，萧军觉得站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很可能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他要救她！
临走时萧军扬起拳头警告老板：“如果你要出卖她，我绝不会善罢甘休！”老板连连点头，说如果还了钱马上放人。
热情冲动的萧军自己是个穷汉，他认识的朋友也是穷的居多，去哪儿集这么多钱？恰巧这时哈尔滨地区连降大雨，旅馆周围一片汪洋，人们都在逃命。萧军便趁乱把张乃莹救出牢笼。
张乃莹分娩提前了。因为无力抚养，她只好把女婴扔了。
不久，二人离开了裴家，雇了一辆破旧的马车，带着惟一的家当——一个旧柳条包。张乃莹倚在萧军怀里，不断地咳嗽，萧军深情地搂着她。
张乃莹迷惘地问：“三郎，我们到哪儿去？”
第四部分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2）
萧军说：“我们四海为家！莹，我们结婚吧，让我们做一对流浪夫妻。”
张乃莹闭上眼睛，把头贴在萧军怀里，泪水不由滚落下来。
他们住进了欧罗巴旅馆，开始了短暂的“蜜月”生活。后来，萧军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张乃莹开始在他的鼓励下写作，并使用笔名“萧红”。
这段情景，萧军在一篇散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终于筑成了一个家。”这个家是漂泊的，它伴随着主人的迁徙而移动。从哈尔滨到青岛，再从青岛辗转上海。
1934年11月2日，萧军和萧红到了上海。不久，他们见到了最为景仰的鲁迅先生。在鲁迅的帮助教诲下，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得以出版，他们由此走向文坛，成为有影响的作家。
随着与鲁迅一家人关系的密切，他们搬到鲁迅的寓所附近来，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鲁迅，萧红有时还亲自下厨房，给鲁迅做些东北饭菜。而萧军则主要照料鲁迅先生外出办事，成了货真价实的“鲁门家将”。
正当萧军、萧红从困苦中挣扎出来，进入创作高峰期时，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缝。萧军恃强，萧红自尊，两个人犯起脾气来，总是互不相让。夫妻俩都已经成为有名的作家，萧军本应该调整他在家中的位置和对萧红的态度。当他的“夫君”行动在处处保护着永远脆弱的妻子时，被保护者感到的却是压抑和束缚。
二萧都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有的人在物质生活好起来的时候，往往就觉得精神生活空虚。萧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外遇，行为越轨。萧红自然大为反感，两人感情越来越合不拢，从此都深深地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萧军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公开讲述：“她不欣赏我的‘厉害’，而我又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我爱的是史湘云、尤三姐，不是林黛玉、薛宝钗……”
虽然鲁迅夫妇像对待亲人一样安慰鼓励萧红，希望她振作起来，但哀愁的萧红无法自拔。萧红的两首诗表现了她当时的心境。
其一是《沙粒·十三》：
在我的心中积满了沙石
因此我所想望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
其二是《苦杯·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之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实在忍受不住痛苦的煎熬，突然失踪了。萧军费了好大工夫才在一家画院找到了她，并把她劝回家。
她回家了，然而感情的裂痕并没有愈合。这时他们的好友、翻译家黄源建议萧红到日本去休养、写作并和他的夫人作伴。
1936年7月15日，鲁迅一家为萧红饯行。谁知她和鲁迅先生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萧红到了日本，又思念起萧军来了，给他写信，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和饮食。不久，萧军也离开上海到青岛去散心。有一天，他正在构思小说时，接到鲁迅先生病重的消息，立即赶回照看。
接着，鲁迅先生逝世了，萧军如孝子一样为鲁迅先生守灵。这个从来有泪不轻弹的关东大汉号啕大哭。
萧红接到噩耗，火速赶回上海。萧军陪同她在鲁迅的墓前献上鲜花，萧红痛哭着，想起他们刚到上海时举目无亲，先生把他们当作亲人的情景。拜祭完，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萧红明白地告诉萧军：我的心就像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两颗心灵在煎熬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萧军夫妇逃难至武汉。他俩立即和胡风、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共同编辑文艺月刊《七月》。萧红久居江南，遇到端木蕻良这样一位说东北话的青年，就像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似的，觉得似曾相识，便热情地称他老乡。端木给萧红留下的直观印象，觉得他是实际意义的白面书生，虽看不出所谓男性的刚烈，但她格外欣赏他一种难得的含蓄。尤其使她感到亲切的是端木蕻良无论和谁都是不笑不说话，从他身上寻不到一丝男人惯于表现出的粗野和莽撞。她看他着装讲究得体，举止文雅大方。他把棕色的鹿皮手套脱给她时的含蓄又不缺乏潇洒的形象，使她立即产生一种异样的激情。她发现他纤细白皙的十指尖尖的手简直和女孩子的手一模一样。在她的感觉中，每次和端木接触，都给她带来无法言状的愉悦。
不久，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他们从武汉到了临汾。阎锡山节节败退，临汾处在日本人的炮口下。二萧关于何去何从有了争论，萧红要萧军听大家的话，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北上，萧军则固执地要上山打游击。
萧军后来在《侧面》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对话。
萧红：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价值更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只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和鄙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第四部分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3）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会一样的。战场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的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萧红：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萧军：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萧红：好的。
多年的患难夫妻，终于走到了诀别的边缘……
在离开临汾去西安的火车上，丁玲给端木、萧军、萧红、塞克和聂绀弩一项紧急任务，为到西安演出，要作家们抓紧写一个宣传全民抗战的剧本。几个人领命神速地写完了话剧《突击》，在西安上演后反映很好。在创作剧本过程中，萧红发现端木才思敏捷，文学功底丰厚，文学语言简练幽默，从内心里赞服。
萧红在西安又遇到了萧军，两人非常认真地摊牌了，萧红直截了当地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好。”萧军的自尊心迫使他不能不表示同意。萧军回想萧红的日本之行、武汉之行直到临汾的分手，说明萧红确有思想准备。自己认为已无法挽回，他才果断地做出肯定的回答。
这样，中国现代文坛曾轰动一时的二萧传奇式的生活宣告结束了。萧红了结了她同萧军这段“兄妹”缘分；同时又开始缔结同端木的“姊弟”情谊，并一直走完了她短促生命的全程。
1939年4月，萧红和端木又回到离开不久的武汉，仍住在水陆前街小全龙巷那幢平房里，物是人非，顿觉茫然。
萧红常到舒群家去叙旧，舒群动员她去延安，萧红说，萧军在那儿，她不去。
这时，萧红正怀着萧军的孩子，为此她在端木跟前总感到羞愧。机灵的端木早有察觉，并主动安慰萧红说：“孩子的骨肉是你给予的，你应当感到骄傲。做母亲是伟大的，要打消不必要的顾虑。”萧红听了端木这番安慰的话，进一步认为端木无论在天生气质或个人性格修养上都不同于萧军，她心中郁结着的苦闷的阴云散去许多。她进一步确认与萧军分手并将与端木结合的抉择是正确的。
一个柔和温暖的夏日黄昏，萧红被端木挽着来到东湖湖畔。在一个小桥上两人停住步，一起眺望悬在天边的圆圆明月，共同观看桥下湖水中两人的清晰倒影，一对心潮澎湃的恋人却在不言中。
萧红仰着脸，含情脉脉地望着端木那一双充满等待的大眼睛，她紧紧地握住端木的手说：“我吟两句诗，你猜猜是哪位大诗人写的：‘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影’。”
端木蕻良想了一会儿，不无窘迫地回答说：”请原谅，本人阅历有限，一时真想不起是哪位诗人的大作。”
萧红扶着栏杆“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说：“大姐告诉你吧，书呆子，这位大诗人远在千里，近在身边哟……”端木如梦初醒，一下子把萧红紧紧地搂在怀里。萧红用双手抱住端木的腰，两人都用自己的激情溶化着对方，同时也溶化着自己。月儿躲在树后窥视一对热恋者的狂吻。
1939年5月16日，萧红和端木在武汉大同饭店正式结婚，由端木三嫂刘国英的父亲刘秀湖老先生（汉口市邮局局长）主婚，胡风担当司仪。曹京襄、窦桂英等亲属以及武汉市一部分文学界朋友，还有日本友人池田幸子出席了婚礼。
时隔不久，即1939年6月2日，兰州的《民国日报》刊登萧军与王德芬定婚启事。当天，中共地下党员丛德滋在他主办的《民众通讯社》办了一桌筵席，宴请有关人士，萧军和王德芬正式结婚了。6月3日，经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先生帮助办了由兰州去汉口的护照。6月6日清晨，萧军携王德芬双双离开兰州，直奔汉口。
仅隔十六天，二萧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兰州，各自完成合法再婚，宣布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此后，萧红和端木辗转到了香港。到香港后不久，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痕就出现了。作为香港文协研究部的负责人，端木很快就投入到他的工作之中，对体弱多病且多愁善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