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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知觉……后来，她不仅大量饮酒，而且喝烈性威士忌。有时，一边饮酒，一边跳舞，遇到快节奏的曲子时，常常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有一次，她酒后吐真言：“我真不该与唐季珊好的！”有人见她如此，已预料到她可能重蹈张织云的覆辙！她确实陷入极端悲痛、矛盾之中。
阮玲玉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新女性》一片使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燃起激情爱火，萌发地下情。但公演该片却致阮玲玉惹火烧身。早已与阮玲玉解除婚约的张达民，派人来向阮玲玉借用一笔额外的钱。阮玲玉心中很明白：张达民坐吃山空，自己哪能一直当他的摇钱树？她拒绝了他的要求。
屡次失业的张达民，最后只得在四川路逸达实业公司任一跑街职。本来，阮玲玉与张达民离异，再与唐季珊结婚，三方已无事，但张达民欲敲诈当红影星，纠结小报记者极尽无事生非、煽风点火之能事，并诬告阮与唐伤风败俗，通奸卷逃。旧社会的法院连风化案也管，没结婚也算结发，阮收到了法庭传票。在这当口，阮受到唐的责怪，她跑去找蔡楚生，要求一起逃离上海，“结了婚再回来”。蔡被吓坏了，他乡下有老婆，岂能担当这样的风险。阮在他惨白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厄运。
消息一经传开，阮玲玉还未上法庭，有些电影杂志就以编者按的口吻在醒目的头条上著文：
阮玲玉在今日我国电影演员中，总算是一等的红明星了，可是最近发生的所谓“婚变事件”相当地影响了她的名誉……然而阮玲玉在这样威名之下，被人指控，犯罪累累，在她总算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阮玲玉这次被控，实在是一般沉湎于浪漫生活的女明星的前车之鉴，希望善为警惕检束！这是阮玲玉被控案所给予一般女明星的一个教训。
加之30年代中期，有些黄色报刊的记者，惯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来威胁和腐蚀女演员。有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为了敲竹扛，把攻击阮玲玉的文章给她看，如要他们不发表，交换的条件是给钱。无权无势的阮玲玉开始也曾妥协过，可这伙人越来越猖狂，胃口愈来愈大。于是，阮玲玉的“婚变”就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主题”。
阮玲玉的住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属于英租界。租界上的法院，虽也是按照中国法律办案，但有工部局、巡捕房。捕房有常设律师，对案件都是公开审判的。阮玲玉如到案受审，不仅在马路上会有群众围观，到了法庭上也要钻进竖立的木桶内。如果审讯结束，再来一个庭谕“被告交保”（被告要找个店铺，书面担保下次传讯时准时到案），更将不堪受辱。
法庭受审的场面，一幕幕都形象地在阮玲玉头脑中预先闪现，她觉得那真是比死还难受。所以这次出庭开审，她称病未到。事实正如阮玲玉所料，在第一次开庭的几日，外界以为阮玲玉必定到法庭，所以赴法院去一睹阮玲玉风采的人极多，大有人满为患之势。法院商定改为3月9日开庭再审。
第四部分著名影星 阮玲玉（6）
3月5日下午，阮玲玉怀着矛盾的心情，到霞飞路“联华”分厂请假。她对黎明伟说：“我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的太难听了。”她又说：“还有马路上卖报的小孩，嘴里乱喊着什么，更叫我听了难堪。”“出庭我倒不怕，所怕的是刚逢着礼拜六，旁听的闲人一定特别多，那倒有些难为情。”阮玲玉深知自己在观众中是有影响的，由于这件讼案，不明真相的群众，莫不异常注意，听说竟有人于几日前，就到法院领阮玲玉出审时的旁听证。她近日来，总暗自思忖：“从《野草闲花》后，自己几乎都是在扮演使人同情的美好形象，如果这一次走上法庭，张达民将平日对自己所说的那些难于入耳的话全都骂出来的话，我将何以见人？到那时，真可谓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了。”
讼案在上海传开后，有些黄色小报为招揽生意，无所不用其极，竟刊登了大字标题：《阮玲玉通奸记》。阮玲玉万分气愤、悲痛，曾对母亲说过：一个柔弱的女人，始终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工作，不是受丈夫的束缚，就是受社会上的诽谤攻击。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的字据上明明写着是“恋爱同居”，可他们非指我与唐季珊相好是……而眼前讼案又导致自己誉丧名裂……
3月7日，也就是她死的前一天。晚上，阮玲玉应“联华”公司黎明伟之约赴宴，在座的有罗明佑、金焰、史东山夫妇等。阮玲玉那晚穿上了从没穿过的盛装艳服，席间谈笑自若，毫无厌世之态。她还对坐在旁边的史东山嫣然一笑，诚挚地说：“史导演，您以后有什么片子，我们合作拍一部吧！”当时，史东山很真诚、很迅速地回答说：“好，等有合适你演的角色，一定邀请你。”快要散席时，她又换了另一种情绪，表现出特别兴奋而豪放的神情，喝了很多酒，还劝说在座的人与她一醉方休。她见黎锡等小朋友在一边玩耍，就将水果一一分给他们吃，还疯了似的抱住黎锡狂吻。席散之后，阮玲玉又与她的女友们亲吻，诸女友皆以为阮玲玉已醉，所以也顺着她与她相吻。岂知此举不在玩乐，其意竟是死前永诀！
当晚，阮玲玉与唐季珊回家。据当时报道：二人曾谈及讼事，阮玲玉说她对这个案子有九成的把握胜诉，只是担心上法院为众目所视。
回家以后，阮玲玉说肚子有点饿，要佣人给她煮一碗面，她让唐季珊先去睡。唐季珊看她有些醉意，就说等她一起睡，阮玲玉又说：“今天的零用账还没有记完，我要记完才睡呢，你别等我了。”
唐季珊没有多想，自己睡觉去了。
阮玲玉并没有记账，她伏在桌子上写遗书，写完之后，她将平日里积攒的三瓶安眠药都倒进了刚刚煮好的面里，一口一口吃了下去。
等佣人发现后，忙叫醒唐季珊，他摇晃阮玲玉，但阮玲玉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唐季珊连忙叫来了阮母。阮母到时，阮玲玉已经不省人事。他们发现桌子上有三个空空的安眠药瓶子，还有两封遗书。去往医院的途中，阮玲玉还有轻微的呻吟声，不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了。3月8日下午6点38分，经抢救无效，阮玲玉含恨气绝。
阮玲玉在遗书中写道：“……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只后悔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阮玲玉若真无情，她不会选择自绝；阮玲玉若真软弱，她也不会选择自绝。阮玲玉的一身傲骨偏偏要被埋藏在那个恶浊的社会里，不得翻身。当年在拍《国风》时，有一名叫黎莉莉的女演员曾在拍戏间隙，天真地问过阮玲玉：“张达民、唐季珊爱过你吗？”
阮玲玉漠然地摇摇头：“张达民只是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只是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阮玲玉死了，带走的是对尘世的眷恋，带不走的是人们对她的美丽的回忆。
第四部分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1）
萧红（1911～1942年），原名张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原名张乃莹，家住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畔的呼兰县，父亲张延举是一个贪婪残暴的地主，六亲不认，骨肉情疏。她的祖母厌恶女孩，曾用针刺她的小手，连亲生母亲也讨厌她，继母对她更是冷淡。在这个阴森冷酷的家庭里，仅有祖父疼爱她，教她识字、背唐诗宋词。
在灰色的天底下，萧红慢慢地长大了，忧郁也渐渐填满了她的心。
1929年6月祖父病故后，父母为了攀高门，将张乃莹许配给当地一个汪姓军阀的儿子——汪殿甲。18岁的她决定与家庭决裂，一个人跑到哈尔滨，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北国的漫漫长夜是那样寒冷，张乃莹在刺骨的寒风中流浪，徘徊……
汪殿甲在哈尔滨遇见了张乃莹。这个善于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对于张乃莹的拒婚怀恨在心，想乘机对她进行报复。
汪殿甲骗她说：“张乃莹，我们的婚约是父母做的主。你不愿意，我能理解。我也是年轻人，自信不是时代的落伍者。对你的远大抱负，我钦佩，我敬仰。我也非常喜欢你。不过，男女间的爱情，得两厢情愿。你不愿意，我一定尊重你的意志，绝不勉强，请你放心！可是，乃莹，难道我们不是夫妻，就一定得是仇人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资助你升学读书，让我们成为互相尊重的朋友吧！”
这家伙一番殷勤，用甜言蜜语哄骗了涉世不深的张乃莹。同张乃莹同居了几个月之后，食宿费欠下了六百多块，他以回家取钱为托辞，拍拍屁股走了人，再也没有影子。店老板大怒，当即翻了脸，把她从原来的房间赶到阴暗潮湿的储藏室里。
张乃莹发现自己被汪殿甲给作践了，欲哭无泪，此时没有一个亲人可以救她。接着，她又听到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老板正与妓院讨价还价，要将她卖去作妓女。
在危急之时，她给《国际协报》写了信……副刊主编裴馨园拆开看了。凄婉秀丽的文笔，打动了这个正直的文人。
当时，萧军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发表散文，并兼任《儿童特刊》的记者。
“三郎你去探望一下，把情况了解清楚再说。”
盛夏的哈尔滨在夕阳下昏黄得近乎黯淡，萧军按图索骥找到了东兴顺旅馆。当他提出要见张乃莹时，老板以没有此人来搪塞。直到萧军掏出张乃莹的求救信，老板才尴尬地说不出话来。
萧军威吓道：“老板，请问你们把这个人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卖给人贩子啦！告诉你，你们若胆敢拐卖人口，我们将立即公诸报端，向社会揭露你们的罪行。”
老板连忙赔礼，命茶房领萧军去见张乃莹。
到了楼上，茶房指了门，对萧军说，张女士欠了几百元的店账。说完就走了。
开门的是一个圆脸女子，她睁大眼睛问：“您找谁？”
“找张乃莹。”
女人“啥”了一声，愣愣地看着眼前陌生威武的男人。
屋子里散发着潮湿的霉味，萧军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把裴主编写的介绍信递了过去。
在张乃莹看信之际，萧军扫视了一下房间：除了一张床外，还堆积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桌上的碗里还有没吃尽的血红的高粱饭。太寒酸了！
可怜呵，这个女房客！
她穿了一件已经变灰了的蓝长衫，裙衩开裂到膝盖，光裸着小腿和脚，拖着一双破鞋，还挺着肚子！
这就是可怜的才女给萧军的初次印象。张乃莹看完信，又喜又惊。
萧军看了看张乃莹，自己的任务已完成，要告辞了。孤独的张乃莹不希望这个头发蓬乱却有一股豪气的男人走，她恳求道：“我们谈一谈，好吗？”
萧军迟疑了一下，只得回到原位。苦海孤女张乃莹，终有机会打开了心扉，向萧军倾诉了自己的遭遇。萧军被张乃莹的苦难经历所打动，觉得她比娜拉还不幸，古今中外的叛逆女性也莫过如此。萧军还发现散落床头的纸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