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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外交人员除个别人有些想法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的那位曾在政治部大会上呼吁说：“外交部关起来搞运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像这类小人物的小动作，真可谓既不知天多高，也不知地多厚，蚍蜉撼大树，有些自不量力。然而听他呼唤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因此，外交部力争把时间安排得紧一些，早日结束政治运动，以便全心关注对外工作。
欲速则不达。
在1966年这个不寻常的年月里，许多事都让人难以预料，事事都急不得。
就在这既轰轰烈烈又稳步有序地开展这场政治运动期间，约在8月中，有两封外国朋友的检举信，带着毛泽东的阅后批示，从天而降。
这两封来信既赞扬中国的“文革”，又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两封来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对这类来自国外的批评，谁也不敢怠慢，只能转被动为主动，认真相待。
其中一封来信是坦桑尼亚朋友写来的。至于此信是通过什么渠道转来的，难以查清，但其内容似乎是经过康生阅过的。另外一封是奥地利“红旗”派一位朋友，由国外寄至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转给外交部的。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3）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随信还附来了一张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夫人身穿高档旗袍，带着一串珍珠项链的照片。
另一封来信是奥地利朋友批评我商务代表的，其主要内容是，批评我商务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中国“文革”的要求，极不相称。信中说：“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驻维也纳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极不相称，从他们的衣着来看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话）同蒋介石的走狗区别开来。精致的白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是两辆奔驰牌轿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这难道真有必要吗？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这两封来信在毛泽东尚未批示前，我们由于工作关系曾经读到过。当时，我们把这两封信当成笑话，看看了事，没当成一回事儿，并不认为这两封不足百余字的批评信会对我外交工作以及外交部的政治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有的部党委成员还借题讲过这样一句笑话：“总不能让我们的大使穿着草鞋去呈递国书吧！”在我周围的人，也只能是就事论事，议论一番而已。而且都认为，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出自对外的需要，应该适当注意一下个人的仪表、注意一下自己的穿戴、注意一下自己的举止。这也都是为了能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面貌。当然，过于铺张、过于超前，也不合适。我们仅想到借人家的批评，就外交官的衣着，在驻外人员中引以为戒，引起重视就够了，而没有把这两信看成是警钟、警告，是在启发我们向更深层地去思考一些问题，也没从勤俭办外交以及礼宾改革的高度去研究它。
接着，也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这两封老外的批评信转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当夜就看了这两封老外的批评信，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毛的批示是：
“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
毛泽东批示之后，还在他的名下画了一个大红圈，并签上了日期，即9月9日。
就这样，在外交部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不同看法；再也没有对老外批评信有什么出言不逊或说三道四的现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一心一意地拥护毛泽东的9·9指示。
在众人纷纷表态拥护、支持和响应9·9指示的时候，一个如何贯彻这一指示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这个问题说法很多，主意也很多。只是有些说法不得要领，有的说法脱离现实，甚至还有的说法在理解上还存在着不少差距。怎么办？
9月10日，陈毅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来外交部、召集部党委开会，进行传达，并决定将这一批示立即转发到各驻外使领馆，要求他们按照勤俭办外交的方针，在对外活动和礼宾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与此同时，会议还责成有关司、局，立即着手研究具体改革方案。
接着，主管政工的领导采取群策群力的办法，召开大会，动员群众，行动起来，积极贯彻9·9指示。他在会上号召各级工作人员，就勤俭办外交和各部门进行改革等问题，向部里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同时，为了放手让群众大胆地提意见，还特别重申了对提意见的人，不管是提了什么批评、什么意见，他都欢迎。
与此同时，在业务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譬如：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透明度。对一些重大外交案件，以会商、会签的办法，与更多的部委合作与通气，以便让人家更多地了解外交工作；密切与中共中央各部门的关系，某些涉外工作，多征求他们的意见；进一步抓紧请示报告制度。外交无小事，事事层层请示。甚至为此事遭到“小事天天送”的批评，也在所不惜。
在陈毅召集会议和部领导在大会上动员之后，外交部的老老少少都一一进入角色，积极响应，行动起来。很快，在外交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运动形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究竟在外交部要发生什么事情，已不是我们可以揣摩出来的。
后记
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我亲历、耳闻目睹了各式各样的涉外事件和形形色色的奇闻、怪事、不平事；也结识了不少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不同层次的人。在所接触的这些人与事当中，有的人人皆知；有的鲜为人知；有的人与事微不足道，不值得提及；有的人和事很值得记载、赞颂和转告后人。
有几位老朋友建议我，静下心来，抽些时间，写点鲜为人知的、有血有肉、有事实根据的东西，留给历史。
这一建议和我的想法较为吻合。
近年来，在脑子里那些轶事、憾事、不平事，就像一幕幕连续剧，缠缠绵绵地给自己演了又演。其中有些人与事不写出来，任其随风而去，深感可惜，实在不该。
本着试试看的态度，在我秃笔不衰的情况下，经过思考和筛选，终于先写出了自1948年至1966年中《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一书。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4）
我写此书，不求有警世之作用，也不是著书立说，只愿一吐为快，倾箱倒箧，还历史一个真实。
感谢朱霖、王黎明、王东明、王波明、张玲玲、徐同、顾惠芬提供有关照片和审阅本书的有关章节。
程远行
2005年初冬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