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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已古稀、革命一生、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在老家仅仅活了不到两年，就含冤含恨离开了这个对他极不公平的人世。
在这人生最后的两年当中，王任叔在精神上、生活上极度忧闷的情况下，受尽了折磨。
王任叔刚回到大堰时，在家乡侄儿梦林的带领下，他背着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这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他面对此景，十分感慨。五十年前，他为了拯救这破烂不堪的旧社会，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舍命投入家乡的社会革命活动，赤手空拳离开了这个小木屋。接着，他就在中共领导下，出生入死，奋斗了一生。到最后，自己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一人，被遣回这间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不愧为是位久经考验的老人，在感慨之余，在一种美好期望支撑下，他一时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满，他把自己这间幽暗的木屋打扫一下，将随身带回的被褥和一条毛毯，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然后拿出他带回来的一箱印尼历史的手稿和资料，拍去旅途中积累的灰尘，规规矩矩地摆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这样，便开始了他难熬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这位百折不挠的老人、这位出版过五百万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坚持的是，自己的写作。永不停笔已经成了他终身的嗜好。当他整理干净自己的木屋后，便立即投入修改这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印尼历史一书。
王任叔不停地写，在明媚的阳光下写，在暗暗的灯火下写。他日日夜夜的写作，早已成为乡亲们相传的话题。有人认为王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有人认为王是在瞎折腾。王的侄子梦林担心老人日渐衰老，支撑不了多久，便苦口劝王，不要再写了，还提醒王，如果弄不好，写出的东西，还会被人看成是大毒草，还要遭受批判，“你的苦还没受够吗？你这是何苦？！”王回答说：“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过去我的文章被批判，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错了，拿出来批判，也可以教育大家嘛！”
王任叔的这句话竟成为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表白，他用这句话写出了他那壮志凌云的人生，写出了他那威武不屈的一身正气，道出了他写作的宗旨，不怕别人批判，不怕别人谩骂。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有谁会去理他呢！
通常人们都会说，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被困惑所压倒。这句话，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为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剩下的时间不多的老人了。
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后、仅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让他继续在小木屋里忍受生活孤独、政治压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让他以写作寄托自己思想压力和内心的怨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担心，他看不到组织上对他的政治结论；他担心，自己被无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离开人世。他不甘心。
王任叔越想越苦恼，他苦恼到了极点，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他十分绝望。他多次写信给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干校、要求给他平反，却没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谈谈自己的苦闷，也没有人听。他日益焦虑。没有多久，他的身体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脑血管病不时地发作。他的精神进入了全面崩溃。他的神经错乱了，他疯了。
王任叔疯了后，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邻去敲人家的门，甚至，在严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
王的侄子梦林面对老人日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担心会有什么意外，曾两次给北京写信，要求派人来大堰安排王到外地治病。然而，两次离乡都没治好他的病。
于1972年，王任叔的病情再次恶化，又不得不被送到奉化医院。不久，这位叱咤风云的文人，孤寂地离开了人世。
以上是王任叔由于不拘小节造成的一场悲剧，也是他不注意自己的大使形象带来的灾难。如果有人问，王没有这一不拘小节的过失，是否在他的后半生会安然无事？这也难说。但事实上，他后半生所遭受的灾难，确是由于他不拘小节造成的。
这个教训很惨重，值得办外事的人引为鉴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人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谁都不要打保票，一生不栽跟头、不犯错误，只不过错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而已。
人们常说，对有错误的人，可以批评帮助，不可以打棍子、扣帽子，更不可一棍子把人打死。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6）
然而，王任叔由于小节不慎，却在那些年被康生等人看成是大逆不道；王的一篇小论，又被康生定为“人性论”的反动文章。结论一下，没有异议。于是王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被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批斗对象，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孰不知，康生一向不尊重人才，藐视文人，而且还有无情打击有志之士的怪癖。可以这么说，在康生的淫威下，死于一文者，死于一论者，何止王任叔一人。更为令人恐怖的是，康生在整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可以独断专行的、一竿子插到底、立马兑现、别人难以干涉的整人手段。
当康生发现有什么一文之错、一句不慎，或错画一笔画的时候，他就随意地大笔一挥，就将作者变成政治敌人，不是罢官，就是下放劳改，不容作者有任何争辩。
文人王任叔被下放，实际上是被塞在无法曝光的角落里，任其自消自灭。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了治国，都曾大力推崇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出现过以知识、以道为先的时代。孔子的《论语》中也有论述，他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无视知识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与党的伟大事业和重大胜利相比，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一个历史大倒退。
一个外交官出门在外，特别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任何酸甜苦辣都会碰上。
这些为国为民出使国外的群体，都做好了承受一切的思想准备，而且把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像王任叔这样被人家算计的事情，何止是一起两起。
王任叔的遭遇，是一件由于举止不当、被坏人窃照造成的悲剧。然而在我们外交队伍里，有一位大使（下称外交官）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和举止，却也被人偷偷拍了照。其实，被窃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该外交官尚不知在被窃照的时候，有一位东方舞女郎站在他的背后。
该外交官被窃照的第二天，在伊朗的大报纸上刊登了这张照片，并附有奇文说，中国外交官在欣赏肚皮舞（即东方舞）。
该照片上是，我外交官坐在一家餐厅的餐桌上用餐，背后有一位穿着单薄的东方舞演员，在作扭摆屁股的舞姿。而在这篇介绍照片的奇文中，作者则大肆渲染写道，中国外交官在享受这种用餐的乐趣。
这一奇文和照片明明是有意对我外交官进行丑化和诽谤，用心很坏。
这位外交官当时很紧张，他回国后，立即向有关部门作了解释，他说：他回国途经伊朗，住在希尔顿旅馆。这天，他到餐厅去吃饭，正巧碰上在餐厅有东方舞表演，他也没在意。当他发现东方舞演员跳到他背后时，他感到很尴尬、很紧张。多年来，他在国外从没经历过这类事情，不知应如何应付，是躲、还是藏，当时自己已六神无主了。其实，事到临头，任何防范，都已无济于事，任何抗拒，也显得太粗暴、太无礼。就这样，他被一个东方记者拍了照。
我很同情这位外交官的窝囊遭遇。关于东方舞，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愿多写上几句。
东方舞俗称肚皮舞。这是伊斯兰教国家比较普遍的民间舞蹈。当然也有专业性的、比较高档的东方舞，舞姿难度大些，但基本动作都差不多。
通常的东方舞是，舞蹈女演员身穿薄薄的民族服装，露着一段肚皮，跳起舞来，按着民族音乐，主要是手鼓的节奏，全身大摆动，时而动腰，时而动背，时而抖腿，舞动起来，如同山脉起伏，又同波浪翻滚，既绚丽多彩、婀娜多姿，又有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都不断地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色。
应该说，在许多国家中，东方舞被看成是代表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因此，这些国家有些生活比较富裕的人，每逢节假、喜庆的日子、以及嫁娶等美好的日子，都要专门请高水平的演员来跳东方舞助兴。特别是在婚礼上的东方舞，更是光彩夺目。当东方舞跳得起劲的时候，宾客也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便自动走下舞池，跟着手鼓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有的国家在大饭店的餐厅里和豪华的旅游船上，都安排有东方舞的表演节目，而且还有人为了赚钱，专为宾客和东方舞演员在表演时拍合影照片。
还有的国家在国宾下榻的宾馆也安排一场东方舞，以示对贵宾的友好和欢迎。如果来宾对这种欢迎方式表示满意，主人会很高兴，否则主人会很难为情。
因此，外交官和东方舞演员被拍照一事，本应该说是件十分清楚的平常事，被坏人歪曲也不必大惊小怪。
外交部几位副部长都对外交官被窃照这件事，不以为然，都没重视，大家传阅后，谁也没有兴趣去查问，既没上报，也不下达。
但是，此事毕竟在国外被登了报，还被人横加歪曲了一番。因而，在外交部为这位外交官担心的人，也不在少数，担心再出现一个王任叔式的悲剧。
事情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谁也没听说有人再来纠缠此事。有可能这件事理解的人比较多，同情的人比较多，就是有人说三道四，在外交部也没有市场。更重要的是，此事没被康生发现，没被坏人利用。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1）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外交人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围攻、封锁、诱惑以及策反的压力下，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在国际上不仅处处坐冷板凳，而且还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
其实，对这种来自外部的谩骂和冲击，我们并不在乎，也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大不了憋足了劲，埋头苦干，竭力开展活动，设法变被动为主动，以改变我们的不利局面。
然而，使我们在乎的、又深感意外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来自内部的康生、谢富治极左势力的冲击。
这种极左的冲击对我外交工作的干扰是极大的、也是极为残酷的，而且还是无法抗拒、无法抵御的。
这种极左冲击，不管它是如何不可思议，不管它是如何蛮不讲理，我们只能逆来顺受。致使不少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这些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然还活在人间。不管他们是死是活，我们尚在的知情人，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帮着还他们一个公道，还他们一个清白，让这段不公正的历史，正本清源，让受极左陷害的人，得以昭雪，让九泉下的冤魂，得以告慰。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