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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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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宁八年(1075年),郭逵、赵卨率兵在富良江与交趾兵展开决战。交趾兵大败,交趾王太子李洪贞在乱军中中箭而亡,残兵逃回交趾。宋军夺得战船数十艘,杀敌数千,宋军也损兵万余。

    郭逵率领的宋兵多为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加之触犯瘴气,很多士兵染病而亡。郭逵、赵卨不敢轻进,分兵占领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诸地,并将前方战况上报朝廷。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5节:王安石二次罢相

    李乾德见大兵压境,也很害怕,派人告知宋军主帅,派使臣奉表到汴梁,请求和议。

    赵顼也因宋军已攻到富良江,恶气已出,加之战祸是宋边将挑起来的,错不在交趾,因此,也就见好就收,赦李乾德罪,允许议和。

    随后诏郭逵、赵卨班师回朝;改广源州为顺州。不久,李乾德遣使进贡,并归还俘虏的兵民。赵顼见他是真心修好,将顺州赐还给李乾德,后来又将二州六县也交还给交趾,此后,交趾没有再叛。

    4。王安石二次罢相

    交趾的战事平定了,王安石却遇到了麻烦。

    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以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对吕惠卿加害父亲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欲置吕惠卿于死地而后快,恰好御史中丞邓绾也想讨好王安石,两人一合计,决定分头上表,请求皇上重新审理吕惠卿的案子。

    吕惠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他得知王雱与邓绾上表欲置他于死地时,便提前下手,向王安石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吕惠卿与王安石是多年的朋友,两人过去有很多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当然说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吕惠卿是一个有心人,他将这些书信都完好地保存下来,预备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当他得知邓绾和王雱在背后做他的文章时,他便想起了这些书信。于是,他便把这些书信都呈交给皇帝,并控告王安石在背后图谋不轨。

    在这些信中,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无使上知,勿令齐年知”之句,就是说,不要让皇上知道此信中的内容。至于“齐年”是谁,当时却没有深究。

    赵顼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情早已厌倦,看了这些信后,第一次冲王安石发了脾气。

    王安石回家之后,痛骂自己的儿子,骂他不该背着自己去招惹吕惠卿。父子二人为此大吵了一场。

    王雱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鲁莽,给父亲带来灾难。受父亲的斥责后,心中憋气,以致抑郁成疾,立即就病倒了,不久,背上生出一个恶疮。

    王安石遍请郎中医治,终究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王雱撒手归西了。

    老来丧子,是人生之大不幸。儿子的猝然离世,对王安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肝肠寸断,萌生退意,上表请求辞职。

    御史中丞邓绾担心王安石一去,自己失去了靠山,禄位就不保,上表奏请赵顼挽留王安石。

    赵顼认为邓绾身为御史,竟然为大臣请恩,免去邓绾之职,贬往虢州去为知州。王安石去意更坚,力请解除职务,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赵顼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职。

    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政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经常书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

    王安石罢相后,赵顼提拔吴充、王珪为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

    吴充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他一向不赞成王安石的所为,经常向赵顼奏陈新法不良,赵顼喜欢他不党附王安石,故提拔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中的齐年,指的就是冯京。赵顼事后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冯京是个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

    吴充当了宰相后,欲对新法有所变革,但他认为自己才疏学浅,奏请赵顼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人,又举荐孙觉、李常、程灏等数十人。

    赵顼采纳了吴充的建议,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灏判武学。

    程灏自扶沟县进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赵顼仍命他回扶沟县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

    司马光在洛阳,得知吴充为相后,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便给吴充写了一封信,介绍一些救济时弊的方法,并建议他全面废除新法。

    吴充并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蔡确曾经依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后,他又到处说王安石的过失,显示自己与王安石不同。吴充想要革除新法,他又说应该萧规曹随,遵守以前的法律。所以,王安石罢相以后,他所推行的新法仍然在继续执行。

    王安石罢相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并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的阻力仍然很大,很多人对新法还是喋喋不休。失去了王安石,他本来就很伤心,如今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心烦,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更容易发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因不满新法而贬出京城、现任湖州太守的苏轼,不幸成为了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6节:苏轼犯案

    九乌台诗案

    1。苏轼犯案

    元丰二年(1079年),是苏轼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他调任湖州太守,这已经是他自熙宁三年(1070年)离开京城后第四个任职的地方。此前,他在杭州任满之后,调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满后调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满后再调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调任,都要礼节性地向皇帝上表致谢,内容无非是谢主隆恩之类的客套话。苏轼却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之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俗话说,祸从口出,苏轼吐得多了,给人留下把柄的机会也就多了,何况还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从他身上挑出一点材料修理他呢!这一次,苏轼就因为他的臭脾气,给人落下了话柄。他在谢恩表中有这样一句话:

    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苏轼在这里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某种气味,便将其中的“新进”、“生事”等语摘引下来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关于“新进”、“生事”的出处,还有一段背景。

    “新进”一词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生事”一词出自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变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的谢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报全文刊载,他是名士,其手笔照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谢恩表刊出之后,那些“新进”们自然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御史中丞李定,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苏轼在赠朱寿昌的诗中,也曾影射过他,故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报复。他从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弹劾苏轼,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要求对苏轼严加查办。

    然而,单凭苏轼谢恩表上的一两句话,是不足以扳倒苏轼的。凑巧当时出版了一本名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苏轼犯罪证据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作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苏轼因对新法不满而贬杭州,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在这段时期内,他随感而发,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诗可以抒情,诗可以言志,苏轼在他的诗中,难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抒发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满情绪,进而讥讽朝政。

    李定等人将苏轼的这些诗搜集起来,断章取义地作为苏轼攻击朝廷的犯罪证据。

    比如咏青苗的两句: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的两句: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的两句: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的两句: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些诗句,都是诗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且在当时还被传诵一时。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这些诗句作为苏轼讥讽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特别是咏桧树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更是说成是影射皇帝,他们说:“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在九泉下对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赵顼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下诏将苏轼就地免职,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审讯。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由于苏轼这次是因诗而获罪的案子,是由几名御史一手制造,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2。拘捕

    李定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挑选一个名叫皇甫遵的官员到湖州传达圣旨,免去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们向皇帝请示,说苏轼在押回京师途中,每天夜晚必须关进监狱里过夜。赵顼没有答应御史的请求,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无杀害苏轼之意,案子既然有人控告,他必须依法办事,但他更愿意给苏轼一个解释的机会。

    苏轼有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是他印刷的,当他得知诗集给苏轼惹来大祸的消息后,赶忙派人去给身在南部的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即派人告诉苏轼。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一次赛跑。

    朝廷使者带两名御史台的衙役和儿子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在靖江因事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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