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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绛逐走了郭逵，便命种谔率兵二万占领了罗兀，并在罗兀修筑城堡驻守，又修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分派都监赵璞、燕达修葺抚宁老城，在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各建立一处军寨，每寨相隔四十余里，在边境集聚了雄厚的兵力。
韩绛还在那里厉兵秣马，西夏军队已经攻陷顺宁寨，包围了抚宁。
种谔在绥德，得知夏军长驱直入，吓得魂飞魄散，不知如何应敌。运判李南公在旁，见种谔如此模样，劝慰说，大不了放弃罗兀，何必害怕呢？
种谔此时完全没了主张，一言不发，竟然抱头痛哭起来。仗才刚刚开打，种谔竟然吓成这样，可见郭逵骂他是一个狂人，根本不会带兵打仗，绝非虚言。
李南公见种谔毫无主张，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退了出去。
接着，警报纷至沓来，所有新筑的城堡、军寨陆续被夏军攻陷，数千名将士成了夏军的刀下冤魂，种谔仍然是束手无策。
韩绛知道大局已去，想隐讳已无可能，只得上书弹劾种谔。他也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自请惩处。
朝廷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放弃罗兀城，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罢免韩绛的相职，降为邓州知州。
韩绛当同平章事才几个月，还没有正式在京城平章事的官署坐一会儿，便被罢免了。这都是他错用种谔惹的祸。
西夏收回了罗兀城，也自收兵退去。
宋、夏这一场争端，以宋灰头土脸地收场而告终。
先有王安石赞许王韶的《平戎三策》，后有韩绛误用种谔。韩绛、种谔因战败而遭贬，王安石却逍遥法外，一人独大，坐上了宰相那把交椅。
六拗相公
1。一人独大
韩绛罢相之后，王安石一人独揽宰相大权。
一人独大，这在北宋不多见。因为当时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两个人，即两人并列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几本通俗小说集，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这几篇小说的问世，预示着中国小说的来临。其中，《拗相公》写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对新法一派的思想倾向。
“拗相公”是时人对王安石的别称。
拗，是不顺、不顺从的意思。如果用来形容人，则表现为这个人性格倔强，个性很强，不服输。王安石就是这种人：文学上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现状，锐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朋友不行，反对他，朋友就变成了敌人；敌人更不行，反对他就会叫你靠边站。他能言善辩，能说服皇帝赵顼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把他的改革计划进行到底，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赵顼也有一颗求变之心。因为在仁宗皇帝时，王安石也曾上过万言书，请求变法，仁宗皇帝就不理会，王安石虽然雄心万丈，却无用武之地。
王安石当政后，赵顼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在这两名副手的协助下，他大举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相继出台的。他是个文人，知道文人的影响力，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6节：寄情山水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陷入纠纷之中。
当时有一个谣传，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谣言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放出来的。
官方派人到苏氏运灵所经过的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司马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高。
司马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强百倍。”
按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2。寄情山水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部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高中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口。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头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花。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交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偏偏欧阳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出来，故使苏轼阴差阳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却怕欧阳修的意见。可见欧阳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阳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阳修的这段话流传出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传说欧阳修还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欢还得执行。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水。或与亲朋、名妓荡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道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道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7节：狐假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