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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却坚持要按自首论处，如果自首而不按自首论处，那就是有违法律。
两人相持不下，案情报到皇上那里，赵顼竟赞同王安石的意见。
侍御史兼判刑官刘述认为王安石这是无视法律，皇上的命令也有问题，于是便封驳诏书。封驳诏书，就是御史拒不执行皇上的命令，在皇上的诏书上签上意见，退给皇上。御史台的御史们，有封驳诏书的权力。
王安石见刘述封驳了诏书，一怒之下，奏请赵顼，罢免了他的官职。
刘述因封驳诏书而遭贬，御史台群情鼎沸，刘述率刘琦、钱顗、孙昌龄等几名御史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免王安石的相职。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王安石没有丝毫退让之意，奏请皇上，把这几名不听话的御史全部逐出京城，流放到边远的小县当小吏去了。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王安石正式颁布实施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农业借贷方法，春耕的时候，农民没有种子钱，政府贷款给农民，取二分息，农作物收割后，随夏税连本带利偿还。由于是在播种青苗时借贷，所以叫青苗法、或青苗钱。
王安石做太守时，曾实行过“贷谷以民，立息以偿”的办法，既解了农民无钱春耕的燃眉之急，政府也从中得到利息，一举两得。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项新法，后世谈王安石变法，最先想到的就是青苗法。因为这一项新法影响到全国的每一个村庄，涉及到千家万户，上至富商大贾，下至平民百姓，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项新法，这是青苗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本来，一个月之前，王安石就要颁行青苗法，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改革班子里意见出现了分歧，吕惠卿极力附和王安石，苏辙却认为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问他理由，苏辙说，借钱给农民，本来是想帮助他们，但钱到了他们的手里，有些人就会乱用，还款的期限到了却无力偿还。这样，官府就要催讨、逼要，如此一来，不但没有救民，反而还要害民。
王安石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苏辙，只好暂缓执行。
大约一个月后，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反映京东地区农民春耕缺少资金，只得向富户借贷，富户为富不仁，乘机提高借贷利息，农民不堪负重。他请求将本道的五十万钱帛以低于富户的借贷利息借贷给农民，这样，农民可以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政府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息。
王安石看了王广渊的奏折，高兴地说，这就是青苗法呀，怎么说青苗法不可行呢？他立即以六百里快递传召王广渊进京，商量推行青苗法的事宜。
王广渊进京后，汇报了推行青苗法的一些想法，得到王安石的赞赏。
次日，王安石奏请赵顼，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青苗法，取得经验后，再逐渐向全国推广。
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王安石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苏辙是改革班子中的成员，一个月以前，由于他的反对，使得青苗法缓行，一个月以后，他的观点仍然没有变，尽管皇帝已经批准了，他的观点还是不变，仍然认为青苗法不可行，并且还极力阻止推行青苗法，为此还同吕惠卿争吵起来。
吕惠卿是新法的拥护者，但他又说服不了苏辙，只能向王安石汇报，说苏辙阻挠青苗法的实施。
王安石听后大怒，认为苏辙既然阻挠新法，就不宜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他准备将苏辙逐出改革的领导班子，并重罚他。幸亏陈升之从旁劝解，才使苏辙逃过一劫，罢为河南府推官。
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太子中允就是太子的授课老师，这是个有至高荣誉的职位，他日太子做了皇帝，太子中允就是名副其实的帝师。
司马光认为吕惠卿心术不正，朝野对他的呼声也不好，并说王安石误信奸人，建议赵顼不要重用此人。
赵顼并不听司马光的意见，仍然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吕惠卿为太子中允。从这里可以看出，赵顼对王安石简直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宰相富弼并不赞成变法，见王安石不可一世的模样，心里很不舒服，但皇上对王安石又是言听计从，料想自己不能与之争锋。惹不起，躲得起，他推说自己有病，请求辞去宰相之职。
赵顼很快就批准了富弼的请求，命他出判亳州。
富弼临去时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是为道义而争，小人则是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必将大乱。
富弼罢相后，赵顼提拔陈升之为同平章事。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0节：陈升之称病
2。陈升之称病
陈升之就任宰相之后，赵顼曾向司马光打听朝野对这件事的反应。
司马光回答说：“闽人阴险狡诈，楚人善于交际，今二位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是晋江人，陈升之是建阳人，都属于闽地）。二位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是临川人，赵捠俏靼踩耍际粲诔兀Ｕ饧父鋈巳绻岢膳蟮常芯陀泻孟房戳恕！�
赵顼说陈升之有才能，通晓民政。
司马光却说：“有才能当然可以用，但他的身边必须要有正直的人帮助他，监督他的言行，这样才能不出乱子。”
“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赵顼转了个话题。
司马光不假思索地说：“外面的人说王安石虚伪，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性格太执拗，太固执，刚愎自用，有时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
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不同，但对王安石的评语还是比较公正的。但他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
陈升之是王安石变法的同志，他同王安石一起创设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当了宰相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陈升之当了宰相，考虑到变法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事实，想改变一下现状，做一些符合大众口味的东西以笼络众望。于是奏请罢免有众矢之的的三司条例司，以求在百官中得到一些赞成票。
陈升之当宰相后第一件事就是拿三司条例司开刀，出乎王安石的意料。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
陈升之知道，王安石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同他作对绝不会有好下场，很多人试图同他较劲，结果都很惨。他不糊涂，既然同王安石撕破了脸，自己就得卷铺盖走人，他选择了很多人都采用过的办法，请病假。
富弼是这么干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称病不出，这是政府官员表示不满情绪的一种最好办法，从古到今，屡试不爽。
3。三不足的由来
陈升之病休之后，王安石推荐枢密副使韩绛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
韩绛是王安石的忠实追随者，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奏请全面推行青苗法。他说青苗法是便民之法，民间都愿意向政府借贷，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效果很不错。
赵顼求变的心情也很迫切，接到三司条例司的奏报，下令在各路设置提举官，专门管理推行青苗法的借贷之事。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有三个目的，一是使富人不得乘农民之急高利盘剥，体现的是抑兼并、济困乏的思想；二是使农民“趋时趋事”，不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三是使国家财政收入得到增加。
各路提举官在执行的过程中，对第三条的认识似乎要深刻一些，这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贷款，贷出的款越多，收回的利息就越多，收的利息越多，提举官的政绩就越大。由于一味追求财政收入，青苗法在实行的过程中就变了味。
很多地方为了多获取财政收入，便想方设法多贷青苗钱，不论贫富贵贱，按户头分配。实际的情况是，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贷，贫户急需借款，官府又怕他们还不起，有些地方的提举官便想了一个办法，按百姓的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按比例分摊，并规定贫困户借款由相邻的富户担保。
王广渊在京东，将那里的民户分为五等，上等户强行贷钱十五千，下等户强行贷钱一千，到期如果不能还款，便派衙役上门逼讨。王广渊进京汇报，反说百姓对政府是感恩戴德。
所有这些，当然逃不过御史们的眼睛。
谏官李常、御史程灏，上表弹劾王广渊在京东强行摊派，坑害百姓。河北转运使刘庠，根本就不发青苗钱，他的理由是百姓不愿借贷。
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御史们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积极推行新法的能吏你们要弹劾，对新法消极对待的你们置之不理。朝廷的事情都是这样办，还能富国强兵吗？”
御史台并不归中书省管，王安石也捂不住这些人的嘴，该说的他们还是要说。
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
前参政张方平丁忧期满还朝，受命聘任地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这也是一个反对变法的人，如果留在京师，对变法将会形成一种阻力，因王安石排挤出判应天府。
熙宁三年（1070年）春，司马光主持对李清臣等人的考试，他在试卷里出了一道策问题：“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是向应试者质询，示意他们做文章予以批驳。
试卷送呈皇上审批时，赵顼叫人“以纸贴其上”，并批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第二天，赵顼问王安石：“听到有三不足之说吗？”
“不知道！”王安石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当赵顼说起三不足的内容时，王安石便知道这是有人在搞鬼。他虽然没有高度概括出三不足，但类似的内容确实说过。他的脑子转得快，立即因势乘便，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道理，把司马光等人的攻击驳了回去。
王安石后来的变法，倒真的是按“三不足”精神，勇往直前，坚持到底。
从此以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成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战斗口号，广为流传。
正在新法如火如荼地推行时，身居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的韩琦说话了，他上疏要求废除青苗法，指出青苗法危害百姓的情况。
韩琦当了多年宰相，是个重量级人物，他的话引起赵顼足够的重视。在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说：“韩琦是国家的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然是念念不忘，朕原以为青苗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想为害如此之烈。再说，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呢？”
王安石便说，都市的人如果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呢？
赵顼的思想开始动摇了，有意终止青苗法，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几位辅臣。
王安石知道皇上变法的信心动摇了，请了病假。
赵顼知道王安石得的是心病，心里也觉过意不去，便命吕惠卿去做他的工作。王安石干脆就卧床不起，拒不见客。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81节：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