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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祚自知与韩琦、郭逵相抗占不到任何便宜，极不情愿地把李崇贵、韩道善抓起来，交给郭逵，算是向宋谢罪。
时过不久，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秉常命薛宗道为使，赴汴梁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道，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处理的。薛宗道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交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进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进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
赵顼亲自审讯李、韩二犯，责问他们为何要挑起事端，计杀宋将杨定。
李崇贵便将杨定如何纳贿、如何失信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赵顼叹息地说：“照此说来，杨定纳贿卖地，罪不容诛，但你们可以向朝廷陈述，由朕将杨定明正典刑，你们却擅加诱杀，藐视上国，难道说无罪吗？”
李崇贵、韩道善叩首认罪。
赵顼赦了李崇贵、韩道善二人的死罪，追削杨定官爵，没收了杨定的家产。另派使臣刘航出使西夏，册封秉常为夏国王。
宋、夏的这场纠纷就此平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以西夏交出罪魁祸首，向宋廷谢罪而告终。
三怪人掀起的风暴
1。御前大争论
西边的警讯只是一个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则是放在朝政事务上，说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进京之后，圣眷甚隆，锋芒渐露，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宣传变法的思想。朝野上下，围绕着王安石这个人，围绕他的政治主张，展开了一场争论。
朝廷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这就是少年皇帝赵顼所面临的难题，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赵顼把富国强兵视为国策，视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
王安石也敏锐地觉察到，新天子与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锐气，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时还透出一股隐约可见的忧虑。经过上次的单独奏对，王安石基本摸清了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脉络：他对现实很不满，却又很无奈，他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却又苦无良策。新天子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满怀心事的混合体。
王安石从赵顼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种东西。正因为如此，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赵顼的面前大谈特谈朝政的积弊，大谈特谈他的理财理念。他说朝廷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足以治好病。
王安石的言行举动，赵顼都看在眼里，他还没有下决心，是否要委王安石以重任。
一些大臣也将王安石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有的人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有的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牙痒痒，似乎要咬王安石一口才解恨。
熙宁元年（1068年），一场围绕财政问题的大争论终于爆发了。
这年八月，赵顼照例要率群臣到京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历年惯例，参加祭天活动的百官都会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个大红包，也就是赏钱。宰相曾公亮等人认为，由于河朔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国家财政匮乏，所以建议今年的郊祭赏钱就免了。
赵顼似乎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也太窝囊了，刚刚做皇帝，第一次举行郊祭，就将百官的红包减掉了。面对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他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天早朝，赵顼将曾公亮提出的问题交给翰林学士们讨论。
赵顼的诏命，犹如一滴水掉进了热油锅里，立即沸腾了。
翰林学士司马光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曾公亮等人的倡议，他说救灾需要很多的钱，要从近臣、贵官身上做起，该节省的要节省，辅臣们提出的意见非常好，请陛下诏令执行。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意见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国家富有四海，皇上郊祭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用不着如此吝啬。再说，扣发这几个小钱，对于国家财政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还有伤国体，会使皇上很没面子，国用不足，也不是当前的急务。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6节：力排众议用人才
赵顼坐在龙椅上，见两个翰林学士吵起来了，而且争吵的正是他最为关心的国家财政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对群臣说，今天是廷议，各抒己见，言者无罪，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理不辩不明嘛！
司马光见皇上鼓励发言，立即质问王安石，他说：“自真庙（即真宗皇帝）末年起，国家财用不足的问题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能说不是当务之急呢？”
其实，王安石的本意并不是不承认国用不足的问题不需要解决，而是认为第一位的、更急的治本之事在于开源、在于理财，他认为，国库空虚，完全是由于朝中大臣不懂理财之道，不知道怎样管理国家财政造成的，如果只知道节流，而不知道开源，那理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视理财为敛财的司马光反驳说，什么叫善于理财？无非是变着法子从百姓身上弄钱罢了，苛捐杂税，狂征暴敛，这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惯用的伎俩。
王安石却说，靠横征暴敛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不叫善于理财，真正善于理财的人不必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就能使国库充裕。
司马光立即反唇相讥，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天下之财，是一个定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如果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把这笔钱夺过来，比增加赋税更可怕。西汉的桑弘羊，就是用这种理论欺骗了汉武帝，司马迁对这件事大书特书，显然就是指斥桑弘羊，讽刺汉武帝。
王安石并不服气，正要继续争论下去。赵顼发话了，他说，朕基本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是，郊祭大典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不必吝啬。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朕就真的没面子了。
王安石、司马迁的这场激烈的辩论，成为两位名臣一辈子政治敌对的开端，也正式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的序幕。
赵顼表面上赞成司马光的意见，实际上却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朝中大臣似乎从中觉察到了一些什么。
2。力排众议用人才
年底，郑国公富弼自汝州进京觐见皇上。富弼是三朝元老，赵顼特准他可以坐车至殿门口下车，并命富弼的儿子搀扶着他进见，召见时，免行跪拜的君臣大礼，赐坐后再与他交谈。对于一个老臣来说，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赵顼待富弼坐定后，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富国强兵之道，想不到这位曾经与范仲淹一同推行“庆历新政”的老臣，身上全然没有了当年改革的豪情壮志，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地说，人主心中的好恶要做到深藏不露，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窥视出人主心中的秘密，否则，他们就会揣摩人主的心思，投其所好，这样，就会让奸人钻空子。比如上天监督人，完全由人自作主张，最后同你算总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富弼哪里是在说治国之道，完全是兜售帝王的南面术。
赵顼接着又问：“宋北有辽国，西有西夏，边境一直得不到安宁，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富弼慢条斯理地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赵顼踌躇了半天说：“你就留在京师吧！朕给你在中书省安排一个职位。”
富弼以年纪老了，不足以担当重任为由，婉拒了赵顼安排重做宰相的好意。辞行后，仍然回了汝州郡。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赵顼再召富弼进京，拜为司空兼侍中，同平章事。富弼在固辞不掉的情况下，只得奉旨进京。就在他进京的途中，京师一带发生了地震。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都以为这些自然灾害是由于人做了错事，上天对人的惩罚。赵顼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减少膳食，取消一切娱乐活动，以表示对上天的虔诚和忏悔。
王安石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地震是天灾，与人无关，该吃的还是要吃，该玩的还是要玩。
富弼听说王安石对地震的一番宏论，感叹地说，人君所畏惧的唯有天，王安石这个人连天都不畏，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奸佞散布异端邪说，迷惑圣心。这样的人，不能不防啊！为了表明他的观点，当即给赵顼上了一本，洋洋数千言，说的都是选贤辨奸的大道理。到了京城之后，在与赵顼的奏对中，又把奸与贤大说一通，实际上都是针对王安石，影射王安石是一个奸佞之徒。
赵顼虽然任命富弼为同平章事，但他的心里还是不忘王安石，拟提拔他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这一天，恰好参知政事唐介进宫奏事，赵顼向他说了欲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想法。唐介说王安石不能胜任这样重要的职务。
赵顼不解地问道：“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呢？”
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固是个好学的，但是拘泥成规或前人之语，所以议论很是迂阔。如果命他执政，必定多所变更，想治反乱了。”
赵顼没有回答。
唐介退出后，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然大乱，你们以后就会知道，我的预言一定不会错。”
王安石是曾公亮推荐的，他当然不听唐介的话。
时过不久，赵顼又征求侍读孙固的意见，问他王安石可不可以当宰相。
孙固回答说，王安石的文才很好，做一个台谏侍臣一定很称职。宰相肚里能撑船，做宰相全靠气度，王安石这个人气量狭小，难以容人，这样的人不能够当宰相。接着，他向赵顼推荐了三个宰相人选：司马光、吕公著、韩维。
赵顼不顾几位重臣的反对，更没有采纳孙固的意见，力排众议，下诏把他心仪已久的能人王安石提拔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升了官，照例要入朝谢恩。这次谢恩，君臣二人有一番对话，正是这番对话，正式掀开了惊世骇俗的改革序幕。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77节：变法的序幕正式拉开（1）
3。变法的序幕正式拉开
赵顼对王安石说：“大臣们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懂政务。”
王安石奏道：“只有知经术，才能通政务，这些人说我不通政务，实质上是他们自己不懂经术。”
“照你说来，从目前的形势看，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赵顼问道。
王安石不假思索地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
赵顼点头称善，表示同意。
王安石接着说：“立国之本，首要的任务在于理财，周朝设置泉府等官，专门管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后世唯西汉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粗通此道。如今要理财，迫切要求继承并修改泉府的一些好的政策、制度，针对时弊，制定出相应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