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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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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怀疑,这些烧掉的奏折是蔡襄上奏的。究竟有无此事,无从证实。

    蔡襄为人诙谐,说话有时可能不注意,这才引起了同僚们的怀疑。据说,蔡襄平日与陈亚关系很好,蔡襄曾以陈亚的名字为题,口占一句相戏:

    陈亚有心终是恶。

    陈亚立即回了一句:

    蔡襄无口便成衰。

    当时旁边有很多人,大家都说两人随便一句戏言竟是绝对。蔡襄欲想嘲人,反被人嘲,大家笑称这是诙谐的报应。

    其实,蔡襄也算是一个能吏,遇有案件,谈笑剖决,没有人不服。只因说话有时口无遮挡,触犯了主忌。治平三年(1066年)丁母忧,归兴化原籍,次年卒于家,追赠礼部侍郎,后来赐谥忠惠。

    二宏图未展

    1。生父的名分有争议

    赵曙是濮安懿王之子,过继给仁宗皇帝名下为养子。

    濮安懿王有三王妃:元妃王氏,封谯国夫人;次妃韩氏,封襄国夫人;三妃任氏,封仙游县君。

    赵曙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曾向赵曙提议,请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皇帝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皇帝的大祥再议,也就是说等过了二十四个月后再说。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再次提出这个议题,赵曙便下诏,将这个议案送到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

    当时的议论有两种意见,以翰林学士王珪、知谏院司马光、吕诲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仁宗皇帝的兄长,赵曙应称其为皇伯,而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首的宰执认为,赵曙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奏请赵曙将两种方案都交给百官讨论。

    赵曙和宰臣们认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见,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们强烈反对称濮王为皇考。

    正在群臣争论不休的时候,太后得到了这个消息,她亲自起草了一份诏书,严厉地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应该称濮王为皇考。

    赵曙和韩琦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必须取得太后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省大臣共同议定,尊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笔起草了两份诏书,交给赵曙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了的文书送到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不由喜上眉梢,这份诏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只是多了太后的签押。

    由于此前太后与赵曙不和,关于太后的这份诏书,有人说是太后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之后,才知道诏书的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韩琦、欧阳修等人把诏书交给太后身边的宦官,由宦官说服太后签字画押。不管怎样说,诏书发出了这是事实。

    太后既已下诏,赵曙即命百官停止讨论,又命在濮安懿王茔建园立庙,封濮安懿王子赵宗懿为濮国公,主奉祠事。至此,濮议一事尘埃落定。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68节:御史们撂挑子

    2。御史们撂挑子

    濮议虽定,但人心未定。首先是吕诲等谏官,一齐交出御史敕诰,集体辞职,呆在家里待罪。赵曙命阁门将敕诰还给他们,说不批准他们辞职。吕诲等人又上疏固辞,说他们与宰臣们势不两立。

    赵曙看了吕诲等人的奏本后,心里很烦,便问韩琦、欧阳修,这件事情如何处理。韩琦与欧阳修齐说:“既然御使们说出了势不两立的话,那就请陛下作出决定,如果是臣等有罪,那就将臣等撤职查办。”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意思是:如果是御使们错了,那就将那些人逐出京城。

    看来,两派因原先的观点不同,转而为斗气,竟至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地步。

    赵曙心里也明白,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几位御史并无大错,说他们该说的话,也是其职责所在。然而,几位宰臣是支持自己的,而且自己主持朝政还要依赖他们。无奈之下,他只好牺牲几位御史,将他们三人贬出京城,下放到地方去。由于这几个人是无过受罚,他特地吩咐左右,不宜责之过重。

    谁知刚刚将几位御史的事处理完,又有一个人站出来撂挑子,他就是枢密使富弼。富弼的态度似乎很坚决,隔天一奏,五天上两疏,说自己的脚有病,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脚病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在心里,他认为有人架空他,根本不把他这个枢密使当回事。

    原来,嘉祐年间,富弼为宰相,主持中书省的工作,韩琦为枢密使,主持枢密院的工作,中书省只要有事,富弼都要与枢密使相商。现在,韩琦与富弼的职位互易,但韩琦处理事总是独断专行,从来不征询富弼的意见,富弼心里很不爽。

    比如,当太后还政时,富弼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当韩琦突然促请太后撤帘时,富弼惊讶地说,我身为枢密使,是朝中重臣,其他事情或可以事先不知道,但太后撤帘这样的大事,事先打个招呼不行吗?难道韩宰相是怕我富弼分了他的功劳?

    韩琦得知富弼对他有意见,也对人说,这件事出自太后之意,不便事先言明。尽管韩琦这样说,富弼心中总还是觉得不快。

    赵曙亲政之后,富弼建议赵曙要早立太子。赵曙认为富弼这是个金点子,特加授他为户部尚书,以示奖励。

    富弼认为,册立太子是国家大计,朝中大臣都有责任提出建议,算不上什么功劳。且陛下受先帝深恩,母后大德,尚未闻所以为报,现在独加赏他,他不敢接受。因此,他拒绝受这个奖赏。赵曙不从。富弼再奏,赵曙仍然不批准,富弼勉强受了。

    赵曙见富弼去意已决,便命富弼出判扬州,封郑国公。随后,张升也坚持求去,赵曙便命他出知许州。

    3。不拘一格用人才

    因为富弼、张升都已调外任,枢密院不能无主,所以韩琦、曾公亮商量拟提拔欧阳修为枢密使。欧阳修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找到韩琦,说皇上亲政,任用大臣有自己的打算,宰相虽然抬举我,但不能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是行不通的。韩琦见欧阳修说得有理,便止住这个念头。

    果然,赵曙对枢密使一职早已心有所向,富弼出京之后,他立即诏令判永兴军的文彦博出任枢密使。在此之前,文彦博进京述职,赵曙曾向他吹风,叫他暂时在西边呆一段时间,不久将召他进京。现在果然兑现了他的诺言。

    赵曙又提拔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密副使。

    赵曙为何要提拔吕公弼呢?这得从他做太子时的一件事说起。当时,仁宗皇帝赐给赵曙一匹马,但那匹马体小毛杂,是一匹劣马。赵曙找到时任群牧使的吕公弼,想换一匹良马。吕公弼并不因为赵曙是太子就给他这个面子,他说这匹马是皇上赏赐的,如果没有皇上的明诏,他是不能换这匹马的。因此,他拒绝了太子的要求。

    吕公弼升任枢密副使后,照例要进宫谢恩。赵曙问他:“你知道朕为何要提拔你吗?”

    吕公弼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赵曙笑着说:“去年,朕找你换马,你不给朕的面子,朕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

    吕公弼是因为正直而升官,可见赵曙这个皇帝做得并不赖。

    吕公弼拜辞过后,赵曙又召泾原路副都部署郭逵,授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事。

    郭逵是一员武将,原是范仲淹的部下,范仲淹当年经常勉励他,要他多读一些书,至今日,终于成材。当年,任福战死、葛怀敏全军覆没,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人们曾夸他有先见之明。在边廷屡建战功,升至泾原路副都部署之职。赵曙得知他有智有勇,便将他召入京城,出任枢密院事。

    宋朝的大臣,心目中只有文臣,没有武将。仁宗朝的狄青荡平侬智高,功勋卓著,一入了枢密院,便遭到文臣的攻击,纷纷上表弹劾。郭逵功不及狄青,进入枢密院后,哪里钳得住众人之口。知谏院邵沆等人,纷纷上表弹劾,大概的意思是说,宋的祖制,枢密院任用武将,必须如曹彬父子、狄青这样功勋卓著、威望极高的人,才能当之无愧。像郭逵这样的黠佞小才,怎么能够进入枢密院供职呢?他们请求赵曙收回成命。

    赵曙是个很有个性的皇帝,他看准了的人,就要大胆使用,并不受谏官们左右,因此,他并不理会谏官们这些说三道四的言论。

    这一年,汴梁发生水灾,宫廷门外都被水淹没了。房屋倒塌,百姓溺死者不计其数。汴梁的洪水刚退,温州又发生火灾,紧接着西方又出现彗星。彗星又称扫帚星,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

    赵曙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示,于是,他让百官发表意见,指出朝廷政务上的不足。他自己也撤乐减膳,加强个人的修养。

    有人提出,朝廷不能选贤任能。赵曙就这个问题询问欧阳修。欧阳修回答说,近年贤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与宰相韩琦讨论这个问题。

    赵曙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贤路太窄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他叫欧阳修说具体些。

    欧阳修认为,自赵曙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都有感皇恩,精心挑选了一批官员,都得到了赵曙的重用,这在过去,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选之人都是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69节:欲图奋起命太衰

    欧阳修的这番话,先是对赵曙的知人善用给予褒赞,接着提出了以前选用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

    赵曙听罢深有所悟,于是决定广泛招揽人才,并让中书省举荐贤士。

    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二十人以应馆阁之职,赵曙命将这些人全部召来面试,韩琦、欧阳修认为一次面试的人太多了。

    赵曙却说:“朕既然叫你们举荐,就是要选贤任能,能有这么多的贤士供朕选用,如果能得贤士,岂不是多多益善吗?”

    后经商量,召试十人,面试之后,全部录用,授馆职。

    宋朝制度,进士第一人及第,往往可以官至辅相,士人尤以登台阁、升禁从为荣。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

    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

    可见当时人心趋重科第,更羡慕台阁,所有出兵打仗的将士即使是孙武、吴起复出,廉颇、李牧再生,也看做是没用之人。宋室积弱,原因在哪里,由此可见一斑。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契丹再改国号为辽。

    四月,司马光依据《史记》体例,参考其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是后来《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请求皇上赐《通志》为书名,赵曙对此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继续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赐书名。

    他还允许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应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书院内,特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并在经费、服务上给予了极大的照顾。

    赵曙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迁编史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赵曙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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