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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不卑不亢地说，宋廷为了不使南北的百姓生灵涂炭，才委曲求全地答应增加常年赔款，并不是害怕北朝，万一因此而引发战争，那就要看道理在哪一方。
宗真劝富弼不要太固执，说古时就有这样的先例。
富弼声色俱厉地说：“古时唯有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日赠遗粟帛，或称做献纳，但是后来颉利被唐太宗李世民活捉了，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这个例呢？”
宗真知道富弼不会屈服，说他派人到汴梁去南朝皇帝商谈，于是留下增款誓约，派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和刘六符，持盟约与富弼一同赴汴梁，就献、纳二字进行谈判。
富弼回京之后，先求见赵祯，说为献、纳二个字双方争执不下，并说契丹主不过乘宋与西夏交战之机，乘机敲竹杠，想搞几个钱罢了。请赵祯不要答应契丹的无理要求。赵祯也同意富弼的意见。
后来，晏殊从中调解，竟然同意了契丹人的要求，同意将“赔”改用“纳”字。宋、辽两国再签订一新和约：宋每年向契丹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契丹人敲竹杠，如愿以偿，宋廷拿钱买和平，保得宋、辽边境平安无事。
其实，契丹主宗真上无萧太后燕燕的雄才大略，下无耶律休哥的将才，富弼只是一个文人，据理力争，便煽灭了宗真的嚣张气焰，何必还要费那么多的钱财，低声下气地与他们讲和，其至连献、纳两个带有羞辱性的措辞也不能幸免。宋朝君臣的懦弱、宋朝国势的衰落，也就可见一斑了。
和议达成之后，赵祯再次命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弼恳切地说，增加赔款，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因为本朝正在征讨元昊，无暇与契丹人打仗，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有愧于朝廷，使朝廷被契丹人勒索了一大笔钱，有损国格，不敢受赏。
过了不久，赵祯又授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仍然固辞不受，并且上表，奏请赵祯卧薪尝胆，不忘修政。赵祯赞叹富弼的忠心，改授他为资政殿学士。这也算是对有功之臣的一个交待。只是，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佞臣，却又是姑息养奸，实在是一件憾事。
第二篇 守成之君 第52节：兵败定州寨
七花钱买了个主子的身份
1。兵败定州寨
战争是柄双刃剑，在把宋朝切割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也把西夏弄得鲜血淋漓。
西夏人在元昊的带下，手执刀枪嗷嗷叫地杀进宋境，虽然也抢到了不少的东西，但他们发现，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没有人想到，假如他们骑着马，在草原上安心地放牧牛羊，和宋公平交易，日子会过得比烧杀抢掠舒心得多。但人性的贪婪使他们听信了元昊的话，以流血牺牲为代价去攻打宋，虽说抢了些财物，分到他们手里的实在有限得很。
打仗，使西夏的土地荒芜了，畜牧业萎缩了，由于同宋撕破了脸，宋停止了对西夏的银、帛、茶的供应，两国边境的贸易也中断了。加之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旱灾，全国闹起了饥荒。天灾加战祸，西夏的经济出现了危机。
元昊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的办法。当他得知契丹人在西夏与宋交战期间，在宋、辽边境装腔作势地搞了一次军事演习，扬言要打过黄河去，宋马上派人与他们谈判，签订了新的协议。契丹人没怎么费力，就从宋廷那里弄到了一大笔钱财。他动心了，有了仿效契丹人的想法，向大宋索款。
元昊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为了能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一面放出风声，欲与宋讲和，一面准备再搞一次军事行动，以增加谈判的资本。
延州主帅庞籍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飞马将情报报告了朝廷。
赵祯得知元昊有讲和的意图，心里当然很高兴，因为此时的赵祯已经很厌战了，巴不得边廷熄了战火，能过上几天安定的日子，加之几年来忙于打仗，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他想腾出手来，很好地对朝政进行一番改革。于是，他命知保安军刘拯传话给元昊的亲信大臣刚浪陵、遇乞兄弟，让他们投诚。只要西夏不与宋为敌，其他一切都好商量。
刚浪陵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接到刘拯的传话后，立即派浪埋、赏乞、媚娘三人到鄜州向种世衡行诈降之计。种世衡觉得这三个人来得很突然，有诈降之嫌，决定将计就计，将他们留在营中，表面上委以重任，暗地里派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过了不久，刚浪陵又派部将李文贵前往种世衡营中报告投降时间，种世衡又将李文贵留在营中，同样是委以重任。
奇怪的是，刚浪陵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向他的主子元昊报告，大概是想给元昊一个惊喜吧！可惜的是，刚浪陵的惊喜没有制造出来，自己却因此而丢了老命。因为他遇上了一个比他更善于用计的人。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率领十万精兵，大举进犯宋，他将进攻地点选择在渭州的镇戎军。
从元昊选择攻宋的突破口来看，他确实算得上是一代枭雄。
宋靠西夏边境有秦州、渭州、庆州、延州等地。元昊为何不将突破口选在其他地方，而独选渭州呢？看看这几个地方的守将是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秦州的守将是韩琦，庆州的守将是范仲淹，延州的守将是庞籍，渭州的守将是王沿，这四个人当中，韩琦、范仲淹、庞籍三人都有很强的作战经验，特别是韩琦、范仲淹，元昊已领教过他们的手段，唯独王沿既无作战经验，知名度也很低。
王沿是一个书生，颇似战国时期的赵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理论上很有一套，常常上书朝廷，谈论一些军事问题，给人一种军事理论家的感觉。被委以渭州的军事长官，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元昊将进攻点选在渭州，绝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碰运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选择的进攻点，是宋军防务最弱的地方，看来，他不但深通兵法，而且情报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元昊生长在西陲荒凉之地，没知识，没文化，仅凭一股蛮力同宋较劲那么简单。当然，这里面也有狗头军师张元、吴昊两人的功劳。
元昊进攻渭州，集中了十万精兵，而渭州守军不足三万，且还要分散在不同的隘口，能够投入战斗的机动部队大概只有一万多人。在人数上，西夏军占绝对优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打宋军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仗还没有打，元昊就已经稳操胜券了。
王沿得知夏兵来犯，并没有足够重视，只是命副将葛怀敏率兵御敌。葛怀敏率军走到定州寨，被夏军断了后路，宋军腹背受敌，顿时乱作一团，葛怀敏率军欲向长城靠拢，无奈通道也被夏军切断了，宋军陷入了夏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场混战，葛怀敏与率领的十四名将校先后战死，九千六百名士兵非死即俘。此战，葛怀敏所率部队全军覆没。
元昊乘胜追击，直抵渭州，放火焚烧村庄，屠掠民畜，将泾、汾以东闹得烽火连天、哭声震野。
幸亏范仲淹从庆州率兵前来增援，才没有使渭州被元昊洗劫一空。元昊对范仲淹有所忌惮，见范仲淹率兵前来支援，便率兵退回了西夏境内。
定州寨一战，元昊既抢掠到了大批财物，也对宋廷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在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第二篇 守成之君 第53节：反间之计
2。反间之计
宋军在定州寨之战中惨败，震惊了朝野，赵祯立即对镇守边关的几名主帅的防地进行了调整，命韩琦管辖泾原，让范仲淹与王沿换防，王沿去守庆州，范仲淹改守渭州。
范仲淹接到调令后，以王沿只能纸上谈兵，难以胜任镇守边关重任为由，上书朝廷，请求与韩琦联手驻守泾州，统一部署西北防御，并将他的防御计划向朝廷作了详细汇报。
赵祯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同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府治设在京兆府（今西安），将王沿调回京师。又命文彦博守秦州，滕宗谅守庆州，张亢守渭州。
韩琦、范仲淹共同经略边疆，同心协力，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善待当地的各族人民，深得百姓们的拥戴。边境当时流传四句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可见韩琦、范仲淹两人接受镇守西北边疆的重任后，对抵御西夏的入侵，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形势造就人，边寨的危情和残酷的战争，使一介儒生范仲淹成了宋代抵御西夏入侵的一位帅才，为天下的文人争了光，正是范仲淹的努力改变了宋夏边境的力量对比，使永兴军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敢于征战的劲旅，使西北边境得到了巩固和安定。
元昊虽然多次率兵前来骚扰，但在韩琦、范仲淹的严防固守下，总是无功而返，因为西夏的骑兵打游击战是他们的强项，攻城拔寨他们就没有什么好办法。
看来，宋军在西北战场上屡吃败仗，并不是西夏的军队有多么强，宋有多么弱，而实在是宋军无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军不会带兵打仗，士兵只是一群没头苍蝇，虽然他们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但最终也只能落得个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悲壮下场。
再说种世衡，因刚浪陵派人行诈降计，欲施反间计除掉刚浪陵，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人选来实施反间计。
有个僧人叫王光信，足智多谋。种世衡将他招至帐下，对他说了西夏大将刚浪陵施诈降计已经投在宋营中，自己欲施反间计除掉刚浪陵，只是苦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王光信虽然是一个僧人，却有一颗爱国心，立即向种世衡请战。
种世衡对他说，这个计划风险很大，自己并不强求，如果不愿意或者没有把握，可以另找他人。种世衡说的话，虽然有点激将法的味道，但也是真话。
王光信并不推却，欣然答应前入夏营行反间计。种世衡封了王光信一个官职，命他改名王嵩，给刚浪陵、遇乞写了一封招降书让他带上，并嘱咐他遇事随机应变，小心从事。
种世衡在信中说朝廷知道刚浪陵有归顺之心，特地授他为夏州节度使，请他尽快归顺大宋。并在信的后面画了一颗枣、一只龟。刚浪陵不知其意，询问王嵩是什么意思。
王嵩回答说，枣、早同音，龟、归同声，意思是请他早归宋朝。
刚浪陵非常狡猾，认为王嵩这是诱敌之计，冷笑着说，种使君也是一个大人了，为何使用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当我是三岁小孩吗？他命人将王嵩绑了，连同招降书一同献给元昊。
元昊看罢招降信，命人将王嵩推出去斩首。
王嵩本是个有胆识的人，见元昊要杀他，不但不惊慌，反而大笑着说：“人说夏人多诈，我却不信，谁知果然名不虚传。”
元昊拍案而起，大喝道：“明明是你宋人奸诈，欲用反间计，反说夏人多诈，真是岂有此理！”看来，元昊确实有过人之处，一眼就识破了王嵩的计谋。
王嵩冷笑着说，刚浪大王先派浪埋等人投降宋军，种使君才有这封回信。他派去的人还在鄜州，李文贵还得到重用，我朝已授刚浪大王为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