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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假喇嘛亲自主持的庆祝大会应于第三日开始，客人已经到齐，人数很多。一位俄国客人还有时间参观一下工地，并听一听假喇嘛的计划。计划非常庞大。
丹毕坚赞－假喇嘛解释了为什么必须把本旗衙署移到的这里原因：此处便于“在周边山坡上种树，在科布多河上浮运木材”，这对大兴土木非常有利；同时，从这里到俄国边界的直线距离近60俄里；一旦与中国人发生冲突，或有哈萨克人“来袭”，科布多河本身就是一道屏障。他计划招募俄国木匠来建坚固的校舍、机关房屋；他还同我商量，可从何处订购优质的现代农具和招募开垦珠米亚河谷官田（他想在这里开垦农田）的教导员。当布尔杜科夫对假喇嘛说，想在这里建立俄国商会时，他不仅大力支持，还说他也想成为其中一员后，并入了自己的一份股份。
正如布尔杜科夫接下来所描述的那样，当庆祝大会开始时，他，这个节日的主人公，从此以后拥有世袭统治权的蒙古诺颜，“在人们向他庆贺之时，身着节日盛装，端坐在置于高台之上的一座大帐篷里，接收争先恐后地按照官衔大小前来叩头行礼的客人们敬献的礼物达数小时之久。”已不是第一次认识假喇嘛的俄国商人——他曾在不同场合见到过他，并为他从俄国订购了各种各样的货物，可以说，是以善意的目光看着庆祝大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他曾在蒙古人中间生活多年，理所当然地以为，在数小时之内，客人们按官阶依次排队，双手捧着哈达向假喇嘛的宝座鱼贯而行，嘴里还唱着冗长的祝词，向新旗的主人、西蒙古的首领敬献传统的“九白”——象征臣服的白色骆驼、白马、白羊、白银、白石等等。良马以及庆祝大会上的获胜赛马手也赠送给了假喇嘛。所有一切都给了他。
假喇嘛对射箭（他本人就是一个射箭好手）和围猎非常在行。布尔杜科夫回忆道：“有一次，他组织了一次空前的围猎活动，有几百人参加。围猎活动持续了两三天，围猎的范围很大，由数百人追赶野兽；几十个猎人被分散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也就是说，所有一切是严格按照古代的围猎规则进行的。”
在整洁、井然有序的大本营里，假喇嘛禁止喇嘛们抽烟、饮酒，凡违禁者“一律还俗，放逐，也就是说，他必须结婚，从事生产，工作，当兵”……有一位活佛因酗酒被罚清扫街道，在他的胸前、背后还各吊了一个空酒瓶。假喇嘛想起在大本营的前面造一人工湖，于是下令纳贡人开挖引水渠道。
……
以上就是《假喇嘛的头颅》中的有关内容。
我之所以作如此琐碎具体的征引，那是因为，我读着度着产生了错觉，以为这是在黑戈壁的马鬃山，他是在庆贺自己的要塞落成。可以肯定，几年之后，丹毕坚赞－黑喇嘛－假喇嘛在黑戈壁，实际是在寻找科布多失落的感觉。科布多蒙吉克与黑戈壁马鬃山，就是这乱世豪杰同一理想的两次演示。一次是喜剧，一次是悲剧。
这样，“攻占科布多的英雄”丹毕坚赞成为外蒙古，特别是沙俄政府不能容忍的危险人物。一时间，标明“紧急”、“机密”字样的密码电报来往于科布多和圣彼得堡之间，官员们被召去商讨，拿这个突然间一步登天、名声大振，又突然之间一夜暴富，颐指气使的人物该怎么办。他已经开始自称“小博格达”，自以为拥有与库伦的呼图克图同样的宗教统治权，企图在西蒙古建立一个独立于库伦的王国。
关于丹毕坚赞的决定已经作出。在圣彼得堡，俄国外务大臣向内务大臣通报：“根据我国驻蒙古外交代表以及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特别是驻科布多领事的奏报，现已查明，科布多地区出现的混乱局面、民众的骚动和全面破坏，主要由某个叫‘假喇嘛’的人活动所致。据可靠资料，此人是来到蒙古的俄国籍卡尔梅克人或布里亚特人。主要因为他的缘故，我国部队进入科布多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他的贪得无厌和残暴行为，导致了哈萨克族克烈部大量涌入我国境内，由于害怕他报复，拒绝返回蒙古。
“通过关于消除假喇嘛危害的决议后，我们决定将他捉拿归案，并按我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判决将其作为俄国臣民流放到俄国，以免将来后患无穷。……我已指派驻科布多总领事，采取执行本决议所需一切必要措施，捉拿假喇嘛，并将他押解到托木斯克衙门看管，以便查明其真实身份和户籍所在地。……”19
在俄国最高层的直接干预下，根据第336号秘令，1914年2月7日，科布多边区地方官丹毕坚赞－假喇嘛被捕。
在名为《西伯利亚第四十一步兵团大尉布拉托夫率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队上乌丁斯克第一团第三百户队和驻蒙吉克的西伯利亚哥萨克第三团半个百户队逮捕假喇嘛的远征记》（现藏俄罗斯外交档案馆）之中，这次行动的指挥者布拉托夫大尉，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述：“我们了解到，这位罗卜藏·丹毕坚赞原来是一个俄国臣民，是阿斯特拉罕州的卡尔梅克人。他从小就成为一名云游僧人，而且曾几次入狱坐牢。出狱后，作为云游僧人曾云游西藏和蒙古等地，因此像每一个男人一样强壮。他以各种谎言蒙蔽科布多地区的人们，并决定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元首。”
《黑戈壁》十一（3）
丹毕坚赞－假喇嘛被捕后，先在托木斯克关押一年，又转移到雅库茨克再关押一年。再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据认为他就是阿斯特拉罕州人。
“二月革命”，再加上“十月革命”，已经没有人死死盯住丹毕坚赞－假喇嘛不放。而且，《假喇嘛的头颅》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17年12月，蒙古人期待着假喇嘛的到来。虽然此时他已被流放到了阿斯特拉罕，但蒙古人随时准备将他当作下一场运动的一面旗帜。博里斯·舒米亚茨基（曾作为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的代表，与谢尔盖一起接受前来西伯利亚的蒙古代表团敬献的红色哈达）在其《蒙古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一文中如是回忆：“临别前，代表团成员请求我们一定转告列宁本人，蒙古民众已经开始认识到斗争的革命手段所具有的意义，像1912年一样，他们将重新聚集在祖国西南，聚集在半神奇的罗布桑·丹毕坚赞周围，与奴役者进行斗争。”
蒙古人记住了假喇嘛，尽管他被捕3年之久，他们仍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今天看来，舒米亚茨基的文章中的这一点，可谓意味深长。
1918年夏，离开流放地的丹毕坚赞－假喇嘛，返回了蒙古草原。
回到草原，丹毕坚赞不费什么劲儿就发现，眼下这里已经不再需要“攻占科布多的英雄”，甚至已经没有人对他顶礼膜拜。川流不息地向他奉献牧民与牲畜，奉献种种彩物，已经成为往事。白党、红党，都视他为自己的死敌。除了尽快离开，他已经别无选择。实际上几年间是他在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学到的知识，他知道科布多河畔的蒙吉克早已经安排不下他的那个新建立的“旗”。
假喇嘛离开了科布多。他没有去北方的唐努乌梁海，更没有前往库伦（乌兰巴托），他带着自己的部落掉头南下，走出中蒙界山，来到了黑戈壁无人区。
在黑戈壁一处少有的隐密地方，在马鬃山山脉附近的一片沙漠深处，从外蒙古到肃州（酒泉）的商道都要经过这里，继续往前就是柴达木和西藏……
这，就是丹毕坚赞的新的蒙吉克旗。从此，假喇嘛也是黑喇嘛。他建造了另一个坚固的要塞，他亲自训练军队。这是一支有300多人的骑兵，全部装备了别丹式步枪、卡宾枪，甚至还有从中国军队手中抢过来的日式步枪和手枪。部队纪律严明。实际上，一开始他靠打猎维持生计。秋天，为了储备肉食，全旗男性居民全部出动参加围猎行动。围猎声势浩大。假喇嘛常用猎物奖励那些幸运的、身手不凡的猎人。为了猎获一只羚羊，有时需要有人敏捷地爬上陡峭的山崖，而等待他的是奖赏和一块上好的肉。
同时，靠劫掠过往商队，假喇嘛很快聚敛起一笔巨大财富。在无人区域黑戈壁，黑喇嘛－假喇嘛开始设计建造新的要塞——新的“蒙吉克”。
就在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站稳脚跟时，政局变化不定的外蒙古已经初步建立了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能容忍权威受到挑战。
在《假喇嘛的头颅》所披露的1922年（77号）文件中，有一份蒙古国“人民政府”的“判决书”，“判决书”的对象就是逃亡到中国境内，已经在黑戈壁扎根，与红色政权分庭抗礼的丹毕坚赞－黑喇嘛－假喇嘛：
自治蒙古时期，即共戴二年，丹毕坚赞加入西北边防部队，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精神，并博得宠信。可是，留在蒙古西北部地区后，他开始用诈骗手段欺骗人民，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自治政府不得不剥夺丹毕坚赞的所有称号和特权。作为俄国臣民，他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他出狱了。后来，他又潜入蒙古西北部地区，像从前一样，他又开始欺骗蒙古人民，到处谣言祸众。
丹毕坚赞一到蒙古，自治政府就颁布了《告人民书》，呼吁人民不要中了他的挑拨离间计。呼吁书严重警告，任何人不得窝藏丹毕坚赞。此后不久，他就逃到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籍。在一个与中国接壤的地方，他以欺骗和恐吓阿拉特（属于牧主的牧民）的手段，为自己编设了一个旗。在那里，他残酷剥削阿拉特，袭击过往商队，抢劫和打死附近居民。
不仅如此，丹毕坚赞武力掠走数百名喀尔喀蒙古人，将他们迁移到自己的领地，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常常因为一件不合他心意的小事，就把阿拉特们打得半死，还常常滥杀无辜。他经常抢劫和打死和平居民，给人民带来了可怕的痛苦和深重苦难，使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民政府认为，丹毕坚赞所犯下的罪行，证据确凿，阻止丹毕坚赞逍遥法外的犯罪活动的时候已到，必须结束阿拉特因为他而遭受的苦难。因此，政府认为，必需采取措施，将人民的敌人，阴险狡诈、罪恶多端的丹毕坚赞迅速捉拿归案。军事法庭已经将他判处死刑。
……
共戴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1922年10月10日
这个“审判”显然是“内防局”（“公安部”）策划已久的。经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黑喇嘛被宣判死刑。剩下的问题只是何时执行了。
据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黑喇嘛是在1924年被巴勒丹道尔吉刺杀。但《假喇嘛的头颅》认为，假喇嘛于1922年（阴历黑水狗年）年底被杀，也是在公历1923年年初。死后，黑喇嘛的头颅被插在一支长枪上，在蒙古各城游街示众，好让蒙古人相信，并将消息带到偏远的游牧点：假喇嘛已经死了，他不会再来，永远不会再来，永远，永远。
《黑戈壁》十一（4）
是谁在科布多边区直接领导了解决黑喇嘛这一行动？从行动结束后上报库伦的蒙军侦察部的报告的签名来看，“消灭假喇嘛行动的教官和乌里雅苏台的城防司令”，是光荣的苏联卡尔梅克国内战争英雄哈尔迪·卡努科夫。行动日期是“1922年11月”。
在1970年出版的蒙古革命参加者的回忆文集《带着国际主义的使命》一书中，哈·卡努科夫被赞誉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时，表现出了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