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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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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遥望西面的黑黢黢的山脉,随口说:“奥,那时30年代马仲英建的炮楼。”刚说完,我就知道说错了。那不是现代的遗迹,那无疑是古人的建筑。 
汽车启动了,我回望着匆匆踏察过的明水遗址,这时我相信了:刚刚注意到的前方山梁上的建筑(烽燧),与身后的明水古城属于同一组的、同一时期的建筑。它不可能属于马仲英。马仲英没有在这一带设立防线。我马上又联想到了马鬃山的“碉堡山”,想到碉堡山那几个向四外伸出的“触角”——建在山丘尽头的炮楼。难道“碉堡山”与明水古城,是同一建筑师的“杰作”?亦或它们用的是略经修改的同一个战略构思?再不,是使用了同一幅设计图纸?当然,那是一点可能也没有。“碉堡山”必定建造在1919年前后,可明水遗址无疑是汉代前期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 
从离开明水,就有了大致可以分辨的道路。我们总算走出了黑戈壁。可是我的思维却乱了路径。在我记忆中想不起来近年有谁、在什么地方提到过明水古城,可它就摆在明水的路边。我的记忆库存里第一个提到明水古城的,是斯文·赫定和沃尔克·贝格曼,最后一个也是。但是,在拉铁摩尔1926年走出黑戈壁时,他说过: 
黑戈壁从来就是无人区,对商旅相当危险。目前出没的大多是亡命徒,来自内外蒙古各处。有逃避徭役的,有犯了王法的,有失去了牛马骆驼就失去了生计的……所以,黑戈壁历来就有土匪盘据的恶名。这地方虽然可以作为牧场,可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引起西北牧民的兴趣。这样,它就只能是“逋逃渊薮”。   
《黑戈壁》七(4)   
进一步,拉铁摩尔推断说,“我认为,汉代匈奴王廷住在巴里坤时期,或者这里是它的边境防守重点区域。” 
不约而同的是,斯文·赫定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述了大致相同的看法。此前我们引证过:在1934年路经时,斯文·赫定提到,使他多少感到意外的是:明水至今仍留有汉代皇室在西北抵御匈奴帝国的最远的警戒线遗迹。实际他们都是从汉与匈奴的攻防角度看待黑戈壁,明水则是黑戈壁的“西墙”或是“西门”。 
离开明水,我们车队不久就上了国道。道路基本沿着甘肃、新疆的界山向西南伸展。 
当年,欧文·拉铁摩尔、斯文·赫定和沃尔克·贝格曼,在抵达明水之后,都没有折向星星峡,而是直接穿过了西面的山岭,进入了哈密境内。我知道,我的军马场就在明水的西方不太远处。我与松树塘就隔着这道山。而且这道山此刻看上去,简直是马鬃山的翻版。从明水直接进入新疆,这将是我下一次的目标。 
我们在一步步离开明水,可我仍然“停留”在明水古城。 
在这“无人区”黑戈壁的西方,究竟有什么理由需要提供如此严密地保护呢?什么人可以享受众星捧月般的拱卫?从《史记》《汉书》上找不到有明水古城存在的明确记载。一个厚得足以抵挡加农炮炮弹的城墙,由“五行出东方”似的五个(赫定说是七座)烽燧几乎是肩并肩地监视着附近的一举一动。它的北方显然是防御重点,想必敌人主要来自这个方向,而且主要是冲击力强的骑兵,但不管怎么说,以汉代的军事家能在距离主要城体如此切近的正面,设计出两道连坦克也难以冲过去的“挡马”,足以说明,这个古城是如此坚固,以致于在汉代与匈奴的冷兵器时期它不可能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攻克。当然,这个坚固古城又是如此“脆弱”:它的陷落会引起连带的、难以承受的损失。 
它的非同寻常的坚固,显然与它的非同寻常的主人有关。那么,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谁配得上它呢? 
就说贝格曼画出来的那条“河”吧,它也让人不能理解。它显然是人工疏通成的,因为它的走向没有顺从地势。而且,从明水的地势来讲,它流在一段没有落差的平地上,就象一段盲肠:没有源头(不是发源于山中),也没有归宿(不是汇聚于洼地)。因为它的存在,明水出现了一片“湿地”,但以明水的海拔高度,这个湿地几乎不可能自然形成。合理的推测,这是利用原有的山前水泉,用人工挖成的一条“护城河”。但作为护城河,它又是一个“装饰”。古城的西北防护严密,可东南完全交给了这条在大地上“画”出来的“河”。 
显然,明水这个城池是仿照汉代中原的某个著名的大城——也许就是长安或洛阳——结构的。它确实是黑戈壁与哈密之间规模最大、最隐秘的古迹。 
那么,我还得回到我的出发点:谁是这个城池的主人呢?我想不明白…… 
与我的思绪相比,从明水到星星峡的路途太短了。日落时分,车队抵达了寂寞的星星峡。处于天山山口的星星峡原来一直是甘肃、新疆的分界,它的重要,与它的难于进出关系密切。从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交通现代化的到来,兰新公路与铁路先后通车,以汽车、火车的机动性,不再受到古代丝路行旅的“一百里内必有水草”的制约,并且将路线尽可能地取了直,星星峡就被“冷冻”在天山的峡谷之中。 
我一个人站在星星峡的路边。 
当年这里是西部最繁忙的交通咽喉,是西部的生死之地。站在星星峡的街头就可以感受到塔里木的脉冲,可以接收大漠与绿洲的气息,可以拥抱河西丰厚的人文土壤,可以检点自己的精神库存。有的文献说,在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前期)的敏感时期,星星峡匆匆过客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谍报”,来自甘肃的、新疆的、宁夏的、内蒙古的、青海的,以致来自更远的地方的。区分他们的方法简单有效:看看谁是在盯着车辆、客店、牲畜,谁是专门盯着别的人,就可以了。 
在2003年10月3日,我站在路边的那一刻,空落落的街景让人以为是过了下班的时间,没有车辆、牲畜,也没有别的人。 
因为在明水没有吃上午饭,都饿了。在路边一个冷落的饭馆匆匆吃了一顿热饭,我们要继续赶路,因为在哈密定下的宾馆里,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丰盛晚宴已经上了桌。 
饭后,我和李总与额济纳旗的向导分手了。他将自己去找回酒泉的便车,在酒泉住一晚上,再赶回额济纳与家人团聚。直到今天,一想起向导我还感到歉然。我知道在中途的小站,天涯孤旅有多寂寞,搭车有多不方便。我也知道在西部乘坐班车忌的是单个上路。在八九十年代,我利用公共汽车跑遍了塔里木。可我就是要体验那个滋味的。向导呢?除了两天的旅费,和一个晚上的住宿费,他没有收之外的一分钱。 
在最后道别时,我代无由责怪过他的人道歉。“大家都着急。”他挥挥手,走向前边的停车场。 
除了回家,他不会在意别的了。李总说。 
就着暮色,车队赶往哈密。 
途中,驰过苦水李总的车出了问题。他们从头车变成了最后一辆。我们的车进入哈密市区,我的手机铃响了。听李总说出他们修车的位置,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放心的是,李总车上的人素质好,不会遇见事荒神。车上除了李总,还有张卫华、靳大成、张澜。李总的车车况不好。也许应该说它不适应黑戈壁这样的路况。想想看,如果车坏在了额济纳至马鬃山,或是马鬃山至明水的“汽车拉力赛”途中,手机没有信号,戈壁寻找车辙几乎不可能,先不说他到哪儿去修,就说我们怎样与他联系吧!那只有一个结果:出大的问题不至于,毕竟还有三辆车,毕竟这不是罗布荒原,不是塔克拉玛干,可这次探险就夭折了。我们决不可能、我决不可能放着一辆车情况不明,再继续上路;回头寻找吧,在茫茫黑戈壁除了靠运气,也要有时间。可我们连多余的给养都没有携带。这简直比当年在巴里坤找马还难。   
《黑戈壁》七(5)   
有时我也会问自己,随着年龄增长我是不是胆子小了?我确实是胆子越来越小,因为我在西部走的路太多太多了。我希望找回当年“独行荒漠”的气魄,可我怕找回的只是“荒漠独行”的盲目。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相信假的,可到老来却往往怀疑真的。当我们的腰腹越来越丰硕的时候,心胸却越来越狭窄。文章、书籍的篇幅越来越大,可其中留给智慧的空间却越来越少。 
到了连批评文章也写成悼词的时候,到了真话假话可以通融的时候,到了除自己从不顾及别人的时候,到了自己的快乐总是不知不觉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时候,尽管说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就是行将就木了。 
……哈密。又一次进入了哈密。特别是我们完成了一次新的对黑戈壁的穿越时,我不能指望哈密的加油站、哈密宾馆的丰盛晚餐满足我对精神的需求。我们是在步先行者的后尘,我们是在作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现场抢答比赛。我们体会到的肯定与前人不尽相同,但我们付出的与先行者相比却并无二致。 
当晚,住哈密天马饭店。 
所谓“哈密天马饭店”,就是伊吾军马场驻哈密办事处。1968年3月21日,刚刚来到哈密的“一百单八将”——108个来自北京的知青——就住在办事处。2003年10月3日,我又回到了哈密。在1972年10月离开松树塘,经由哈密转赴乌鲁木齐时,我许诺说:我会回来。 
我回来了。可三十多年的光阴如同逝水,一去永不复返。     
第三部分   
《黑戈壁》八(1)   
自古,为天山溶雪滋养的古老绿洲哈密,便成了进出西域的门户。酒泉鼓楼西门曾大书“西通伊吾”,在这里,“伊吾”指的就是哈密。 
10月4日,上午,考察团团员们自由活动。徐俊他们去了五堡古城(著名的纳职城),靳大成他们去参观市容。我看望了军马场的几位老领导;与当年同来的、留在哈密的知青徐永惠、曹旭龄、黄自平等一同逛了集市。我在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姜恩宇的鼓励下,第一次“洗”了“头”。说来好笑,北京什么没有?却要到这儿才一洗困倦劳累。 
据说,前一阵子正在修穿越天山的公路,原来的老路已经成了复线,新干线在老路的东边,这样,翻越天山分水岭时大约海拔就低了。可是,因此而“甩掉”库舍图岭与“天山庙”,在我看来是个缺失。我们决定还是走老路。这一路不但有历史氛围,而且可以饱览“雪岭青松”的景致。特别是,只有走这条路,我们才能如同纪晓岚、洪亮吉们那样,体验到从天山庙直接“降落”在松树塘的感受。可以说,从班超开始,到我们1968年到来,两千年来的行旅都是这样走的。 
因为不熟悉目前修路的情况,请“天马饭店”的经理为我们找了一个向导。今天晚上,我们将在军马场场部松树塘住宿。 
中午午餐后,车队离开哈密,向南,驰向青幽幽的天山山脉。从乾隆中期收复西域以来,有多少军人、官员、商旅、流放犯……在我们前面走向天山。纪昀(纪晓岚)、徐松、洪亮吉、史善长、祁韵士、黄濬、林则徐、邓廷桢、刘鹗……就是我们的“先行者”。从哈密,到松树塘驿站,再到巴里坤城,经由色必口、奇台,进入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是名副其实的“流放之路”。 
途中,我不想看路边的景物,也不想与同行者交谈。很快就到了天山跟前。当南山口从车窗外掠过而没有停留时,我清醒了。我们无法与头车联系,不知道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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