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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可回顾一下西方列强一直以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早在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出于本身的商业利益，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向英国驻香港总督兼使华全权大使文翰递送了一份秘密报告，希望英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阻止太平军势力的扩大。
当今鞑靼王朝（即清王朝）正为中华帝国作殊死斗争，皇帝军一直表现无可否认的错误与怯弱性，除非叛军表现更加严重的错误与更大的怯弱性，再不然，除非有外力援助，那末，这个王朝必然覆灭……这是唯一的结论。……其结果未必就会由另一个皇帝登上咸丰的宝座，可能性更大的，也是更为悲惨的结果，似乎倒是一个长期自相残杀的内战，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的全部瓦解。所谓悲惨，无论就全国财富而论，或就与外强维持任何永久性商务关系而论，都是一样的。向（荣）要求这儿的道台（吴健彰）派遣外国划艇（尽管这种船只还是由广东和福建水手驾驶的）上驶长江，开到南京上游皇帝军所选定的作战基地附近去，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对于皇帝军将军们可以给予何种援助，援助的兵力可以用到什么区域去，而叛军的进展也是极可能永久挡住的。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6）
法国为了宣传天主教，英国为了两千五百万英镑左右的商业投资和每年约达九百万英镑的英印税收，是否把当前的时机看做一个机会，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地扩张自己的活动领域，我是无从断言的。不过在这样一封机密文件里，或许我也不妨促请阁下注意，情况是何等的微妙，凭三四只轮船与兵舰，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独断自己的要求条款，其事是何等的轻而易举而又何等的确信无疑呵！
最后，根据我所得到的一切情报，我以为，这已经不是单纯地武装调停或武装干涉可否扩张我们利益的问题，而是不去及时地坚决地采取这类行动，则那些利益——商业的税收的——会不会被政治的解体和无政府状态所彻底毁掉的问题了，而只要及时行动，我们却又是有力量扭转这样局势的。（《1853年2月26日阿礼国给文翰的报告》）
南京被太平军攻陷后，英国上海领事馆人员密迪乐也向阿礼国递交报告，表示说满清即将完蛋：
所有我得到的情报，都加强我此前已经说过的那个信念：叛乱运动乃是中国人民反抗满洲人继续统治——或者毋宁说是延长暴政——的一种民族运动。满洲人在帝国南半部的权力已被颠覆，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时候外国人站在清方去干涉其事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无限期拖延敌对行动和无政府状态的时间；假如外国人不加干涉，很可能扬子江流域和南部各省很快就会归入一个纯粹汉人王朝的统治之下。按照民族的、古老的治国之道治理下去，成为一个内部坚强的国家。（1853年3月26日密迪乐《上阿礼国领事书》）
但是，阿礼国、密迪乐等人只代表西方人的一种意见，还有不少人是感到兴奋。因为，即使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以及朝野对洋人的仇视，西方人发现他们根本在中国获取不到先前想像中的那种巨额利润，商业拓展举步维艰。清朝官吏更是明助暗阻，使得洋人们感到十分不爽。南京太平天国“新”政权的出现，首先使西方教士们一时间奔走，兴奋莫名：在古老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基督教教门兄弟建立的政权！
洪秀全方面也非常惦念同教门的“洋兄弟”。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他就派人持着信跋涉至广州，向各国公使递送公函示好。所以，英国驻华全权大使文翰亲自到访太平天国，法国、美国公使也不甘人后，纷纷到访这个看上去就要推翻满清（至少与满清平分秋色）的南京新政权。
可笑的是，东王杨秀清因胜利头脑发昏，仍旧以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自居，在南京借故不见文翰，以自上而下的姿态给文翰送去一份“诰谕”，内容无外乎以下的自大：“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
文翰是个极其务实的老牌帝国主义政客，在做足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报英国政府，表示太平天国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但为了更大限度地勒索清朝政府，英国应继续“中立”，以观事态发展：
在事态更为明朗化以前，参加任何一方都是为时过早的。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帝军。固然，为了英法两国在中国海的海军，无疑地，皇帝是可以重占南京和镇江的，但是这或许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很明显的，皇帝军已如此丧魂落魄，我们要不在陆上也采取行动，那么就是外国火力把南京城墙轰开了，他们也会不敢进城，就是进了城，占领了，等到我们军舰从城下撤走以后，他们也不能守住南京城……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
再没有比当前危机中商订新约更为不合时宜了。和谁去签订新约呢？和皇帝订吗？假定一切进行顺利，他也和我们一样地急于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订这个条约的头一个条件就是给他援助以压服叛党。我以为这乃是暂时还不能接受的要求，也全然和政府所规定的政策路线背道而驰。就说给皇帝援助罢，那也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而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迅速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达到目的。花了大量的金钱，毫无目标，只不过面对叛党，把我们自己送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已（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因此，我认为现在根本不必去谈和帝国政府缔结新约的事情。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7）
我承认我看不出当前斗争有迅速结束之望，如果叛军占领北京，则将有多年的、不利我们商务的战争。但纵使如此，我也认为遇有适当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与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和叛党交涉，我们要对付一班新人，直到今天为止，就我们所知者而论，这批人并不像不向我们就范的样子。而和皇帝打交道，我们会发现他和从前一样傲慢自大，反对和我们扩张中外关系。（1853年8月4日文翰写给克拉克敦的信）
1854年初，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接替文翰职位，他仍旧抱有英国人的审慎态度，不尽信文翰之言，派自己儿子等人为使节出访南京。结果，这些英国人发现太平天国的王爷们怪力乱神不说，还妄自尊大得厉害。与之相比，满清政府虽然与英国和西方长期矛盾，但迄今为止已经是个成熟的“正常”国家，起码知道怎样和西方人搞外交，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则是一群根本不知道“文明”为何物的造反者。
从那以后，各国政策逐步向满清政府一方倾斜。上海小刀会起事后，在上海的英、美、法首先明确立场，与清军协和作战。清政府对此大为满意，把海关管理权交予三国，以示投桃报李之意。紧接着，天京事变的发生，更坚定了洋人们的判断力：太平天国终不能成事。
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而言，他们心中没有“信义”，只有“利益”。
看准了清朝军队与太平军在中国互杀消耗之际，1856年，英国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首先炮轰广州，以弹药再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以有长江航行权为名，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巡游。太平军着慌，朝着英国炮舰一阵乱轰，双方互相射击。一向自大的洪秀全着了慌，对英国在长江上的航行权马上予以承认。由此，西方各国纷纷接踵进行炮舰外交，深入南京试探太平天国的底牌。特别是1859年初夏洪秀全那位喝过洋墨水的族兄洪仁刺炀┖螅教旃胙笮值苊侨肥刀裙艘欢巍懊墼缕凇薄！�
好景不长。李秀成在1860年年中向上海的大进军，真实触动了西方各国在上海的实际利益。他们逐渐放弃“中立”立场，逐渐转向支持华尔的洋枪队，开始以武力与太平军相抗。
何伯与太平军交恶，同时他也十分厌恶华尔。听说这个美国“骗子”回到上海后，他立刻自率军队乘炮舰四艘直扑松江，把二十多位华尔手下的英国逃兵与华尔本人一道抓起来，押往上海。
洋枪队虽然厉害，但非常害怕何伯的坚船利炮，只能眼巴巴望着自己的“领导”被人逮走。
危急时刻，幸亏华尔的老朋友上海商人杨启堂有主意，他与上海道台吴煦开据出一张盖有清廷大印的证明，递送英美方面，表示说华尔是“大清子民”。
本来，何伯已把华尔交给美国领事受审，罪名是华尔破坏美军在中国的中立行为，非法进行战争活动。
法庭之上，华尔忽然自称是“大清帝国臣民”，英美官员都一时愣住。
泰记银庄的办事员连忙递上一份发自北京清廷军机处的正式公文，上面明白写明大清皇帝“御批”此事（这份公文有可能是清朝巡抚薛焕收了泰记杨启堂银子后伪造的）。
美国总领事很懂“依法行政”，他仔细看过中国官方文件后，只得宣布华尔无罪，当庭释放。
华尔高兴没有十分钟，刚刚走出美国领事馆，就被英国兵再次逮捕，押去何伯的旗舰上关进小黑屋。同时，何伯准备占领洋枪队的松江基地，想一劳永逸解决掉这支惹事生非的非法武装。
泰记银号的人与华尔都很着忙，立刻指使白齐文等人率洋枪队撤出松江，指使李恒嵩率清军进入松江城。
英国兵已有近一千人逼近松江，见到清军旗帜后，怕重惹事端引发两国大战，只得悻悻退回上海。
不久，在泰记银号的帮助下，华尔传奇一般从防守森然的英国兵舰上跳水逃脱，得返松江城，演出一剧“胜利大逃亡”。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8）
不久后，由于华尔亲笔给何伯写“道歉信”，答应不再诱引英国逃兵加入洋枪队，何伯逐渐改变了对这个美国青年冒险家的印象，并与他和他的助手进行会谈，商议共同对付太平军事宜。如此，华尔就得到了英法军方的有力支持。本来他是一只“贼鸟”，如今忽剌剌换上羽毛，成为真正的大老鹰。
华尔善于总结失败经验，他不再只相信洋人和菲律宾水手的战斗力。在与副手白齐文和福瑞斯特商量后，他决定扩充兵源，并要以中国士兵为主力。
最终，华尔的洋枪队初具劲旅规模，共有一1400名中国兵勇，二百多菲律宾士兵，还有西方教官共近一百人。华尔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要适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从“经济”方面考虑——纯种的“洋兵”太费薪饷，如果数目大了，中国方面以及银会组织不答应。而且，不少外国逃兵和水手浪荡成性，战斗力很差。招募中国人，十多个兵员的薪饷，原先只能招一个洋流氓。
不顾中方“老板”催促他出战，华尔耐心训练洋枪队新兵，并且对军事行动更加慎重，不再轻易冒险打无准备之仗。
为便于统领士众，他从清廷得过暂时的类似“上校”的任命。他委任白齐文和福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