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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当唱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时候，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秘书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笑道：“没有经过长征，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对各地民歌小调，周恩来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是这样。休息时，凡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室，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惟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情满西花厅（5）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周恩来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有人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周恩来说：“都喜欢。”
又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周恩来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这话不假，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也是表演话剧的活跃分子。
1909年，南开剧社便成立了，校长张伯苓亲自写了南开第一幕新剧《用非所学》，供剧社排演并亲自担任角色。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成立，下设编纂、演作、布景、审定四个部，周恩来担任话剧布景部副部长，并亲自登台扮演许多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
在话剧中，周恩来一般都是男扮女装，饰演主角。那么为什么没有女同学出演呢？
周恩来回忆道：“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南开学校的话剧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许多地区观众的瞩目，它的声誉超过了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学校的话剧，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15年10月18日，广德楼戏园上演南开学校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周恩来闻讯后与李福景等20多人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前来北京，下榻于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因祸得福》（即《仇大娘》）。观毕，周恩来等人返回客房进行了热烈的评论，到次日凌晨两点钟。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观看话剧《恩怨缘》，统观全剧，无懈可击，剧本佳，又加之演出者聚精会神，遂得圆满之结果。剧终后，周恩来等人去外面吃晚饭，饭后又返回戏园观剧。这场话剧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要好，大家直至午夜才返回住所。
通过观摩，周恩来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戏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
当年周恩来几次观摩话剧的广德楼，如今已成为前门小剧场。1957年，周恩来再次来到这里，他和秘书从大栅栏东口步行到前门小剧场，拿着预先买好的入场券，观看了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观毕，他到后台亲切地接见了魏喜奎等演员。他说：“我出国访问刚刚归来，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就赶来看你们的戏了。”他还说：“我喜欢这出戏，不只因为它是我从小就爱看的家乡戏，更主要的在于它跟别的公案戏不一样，平反冤案，并没有借助清官，而是借助两宫斗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不久，这出剧拍成了电影。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进京演出。该剧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动人故事，在南开演出后受到好评，并应北京文艺界之邀，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解放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往事。周恩来说：“30多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周恩来自己便不再登台演戏了，但他对话剧艺术、话剧团体仍给予极大的关注，即使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热潮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该剧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给剧本提意见并作指导。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时，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抗日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周恩来都来看。他每次到剧场，都有邓颖超陪同，另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连他夫妇共6人。每次演出结束，他都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他们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决不“看白戏”。一次，唐槐秋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6张戏票，请他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好多钱？”
田汉说这是请他看戏。
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票钱由我来付吧！”
周恩来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几个钱吗？”
结果，田汉拗不过他，还是收了他的6张票钱，才算了事。
解放后，周恩来对话剧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周恩来：“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周恩来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情满西花厅（6）
有一次秘书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周恩来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秘书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他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周恩来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议，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于是秘书们想出了个办法叫周恩来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秘书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安排周恩来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周恩来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周恩来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周恩来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既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周恩来休息一下的目的。
每次看话剧，周恩来都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看完后他都能提出几条建议，供演职员们参考。
1963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了一部10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剧本，作者沈西蒙，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动人事迹为素材，表现了革命军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的高尚品德，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许。
随即，前线话剧团奉命到北京汇报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在剧中扮演女主角春妮。周恩来到剧场观看演出后，十分高兴，休息时接见了作者和导演。演出结束后，又登上舞台和演职员一一握手。后来，邓颖超曾同陶玉玲说起过，周恩来看完戏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为了使这出戏得到提高，他先后看了6遍。
周恩来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看戏，而且非常认真，几乎每一次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第二场赵大大捡到林乃娴的钱包没有马上还她，到第六场才还，周恩来指出：这样不妥，有损赵大大的形象。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交还。周恩来对演员如何塑造好角色也极为重视，要求演什么人就像什么人，既要符合人物身份，又不能概念化。例如女特务曲曼丽穿了一身考究的裙服，周恩来马上指出：“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导演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让演员换上了工装裤。不久，周恩来又来看戏，发现曲曼丽的裤腿改得又瘦又短，看上去像个阿飞，他马上又提出来，裤子要再改一改，既然要给她穿工装裤，就要像个工人，不能妖里妖气，不要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逐步揭露出来，不然就看不出她的伪装。
周恩来不仅亲自指导修改，还请来了文艺界老前辈田汉、夏衍、曹禺等和许多领导同志来看演出，并且亲自主持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陶玉玲回答说：“小学文化程度。”周恩来笑了，说：“高小文化程度，能说出‘两小无猜’吗？”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说，“这句词也很不口语化，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说：“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