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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利和林德赛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他们证实了这一法则：忠诚是政治生活的金科玉律。一个默默无名的公民每天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并且可能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们；但是，这绝对不适用于作为公众人物的政治家…他们是靠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人。一个担任着政治职务的人如果要变换党派，惟一名誉的、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先辞去自己正在担任的职务。1983年，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菲尔·格拉姆，就是这样做的。他先辞去了他在国会的席位，因为他是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获得那个席位的，然后又在一次特别的选举中以共和党人的身份角逐这个职位。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居然在第二年进行的竞选中成功地再次当选为参议员，只不过这次他成了一名共和党人。菲尔·格拉姆退回了曾经给予他的东西，了结了与他原来的选民和政党的债务，从而避免了使自己成为不为人所齿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诺。他在严密的火力封锁下穿过生死线抵达了对方的阵营，因此，他在新加入的一方的位置是自己拼搏得来的，而不是通过肮脏的交易买来的。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这一法则还包含着两个重要推论：
第一，是你选择你的老板
当你在政界或其他领域谋求一个职位的时候，你一定要十分小心、慎而又慎。因为一旦你建立了某种忠诚关系，你就很难从中退出来。如果你不幸站错了阵营，你就会陷入霍布斯笔下那种狼狈不堪的选择（译者注：霍布斯是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利维坦》）：要么赶快抽身、溜之大吉，要么就与某个人或某一事业一起葬送于沟壑之中，或许永远都别指望会有出头之日。
当我第一次敲国会山的大门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差点陷入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的灾难之中。
前面我提到过，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建议我在找工作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出生地和背景与我相似的议员身上。我于是依据出身和地理背景列了一大堆名单，拿着名单按图索骥，走进了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民主党众议员的办公室。议员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我就在外间等着他的接见。我想，那位议员作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或许能够为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工作，因为我是圣十字学院的毕业生，并且最近还有过作为维和部队志愿者去非洲服务的切身经历。
那时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你们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那个富有魅力的哥伦布骑士会绅士从里间走出来（哥伦布骑士会是美国天主教的一个慈善组织），来到接待桌前问我是否能帮我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激动了。
当我告诉他我刚从史瓦济兰回到美国，希望能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找到一个办事员的工作时，他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不。你应该在我的办公室做我的立法助手。”
我欣喜若狂，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当这个实际上是个混帐的家伙指着墙上的一块纪念匾额说他就是那项成立美国和平队的提案的最初推动者的时候，我以为一切都能轻易搞定了。直到稍后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家伙已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生活》杂志揭露了他与流氓团伙的暧昧关系，据传闻他还利用这种关系从他的地下室转移了一具尸体。
显然这件事对我的应聘产生了消极影响，后来我又去过几趟这个来自新泽西的绅士的办公室打听消息，有一天，他的首席秘书用一种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口吻对我说道，“议员先生让我转告你，不能让你在这里工作。”
当我回首这一经历的时候就在他拒绝聘用我做他的秘书的那一年年底，这位议员就被指控隐瞒自己的收入逃避税收，而且这只是他卷入的诸多法律纠纷的开始我很乐意把这个很久以前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的议员看作是一个想挽救我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想把我与一个注定要陷入更深困境的政治人物拴在一起。
对于忠诚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你要选对向谁效忠。一旦你上了船，你就难以做到无视船长的影响与存在了。一旦你选择了老板并为他服务，你就再也不可能拒绝他的指令和控制。
第二，最近你为我做过什么事吗？
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殆尽，即使没有发生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也有可能这样。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等到自己的盟友叛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就早已对他们失去信任了。你去问一问任何一个职业政治家，他们都会对你说，选民们是多么爱反复无常、朝三暮四。
所以，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作出这种那种努力，来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显示自己是多么忠诚、可靠。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经济会亦步亦趋地随着政治日立的翻新而来回波动吗？在总统当选后的第一个年头，美国的经济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和滑坡；但是，在下一次大选来临之前，美国的经济肯定又会恢复得生机勃勃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在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之中，否则他就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如果他想消除通货膨胀并砍掉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的话，他最好在任期初期就动手，越早越好，因为只有这样，等到下次大选来临的时候，选民们才会忘记他们曾经因此而遭受的痛苦。
“当你要给人们施加痛苦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应一次性地迅速施加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品味痛苦的时间越短，他们被激怒的程度也就越低，”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里这样写道，“而另一方面，在给予人们好处的时候，却要一点一点地、逐步地给，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连续不断的给予中，人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你的好处。”
马基雅弗利这条训谕的第二部分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政治家们在上任后不仅要先把会引起抗议风潮的棘手之事干完，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而且，在下次选举之前几个月中还一定要给选民们带来持续不断、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在支持他们的选民们正在试图判断他们的服务是否合格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作出回报来显示自己的忠诚。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全国的选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将罗纳德·里根选进了白宫。人们看到的只是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就一直处在强劲的复苏之中，而忘了此前它一直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并且眼前的短暂复苏也仅仅是衰退中的复苏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治家在再次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差劲或者政绩平平，那么，无论他在两年前干得多么好，给予选民的好处多么巨大，那也将于事无补，他将注定被选民们抛弃。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吉米·卡特总统。
吉米·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尽管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险，还是提出要通过减税和其他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从而降低失业率。一直到他的第一届任期行将结束，也就是他要竞选连任的那一年，他才开始采取紧缩措施。他不仅任命了一贯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的专家保罗·V·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还反常地撤回了自己的年度财政预算计划，提出了一个急剧压缩的选举年财政预算方案。在美国历史上，唯一比这更为臭名昭著的政治自杀的愚行，是前副总统沃尔特·F·蒙代尔犯下的，他在1984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宣布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将增加税收。
在一场又一场永无休止的政治游戏中，选民们往往是缺乏记忆力的。来自肯塔基州的前参议员阿尔本·W·巴克利他后来还担任过哈里·杜鲁门的副总统对此曾有过经典的阐述。1938年秋天，当巴克利竞选连任代表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的时候，他受到了该州的州长绰号叫“快乐天使”的A·B·钱德勒…的强有力的挑战。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巴克利经常把一个乡村选民的故事挂在自己的嘴边，他在选举前的数周曾召见过那个选民，结果却发现那个选民居然想投票给州长，而不是他自己。巴克利提醒那个农夫说，在他担任检控律师、乡村法官、众议员以及参议员期间，他曾经为他做过很多事。
“我还记得，我是如何争取把公路一直修到他的农场的；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时候，我是如何到法国的一所军队医院里去看望他的；在他退役以后，我又是如何帮助他得到退伍老兵福利保障的，例如，从‘农场信用基金管理局’ 为他安排贷款；当他的农场和房屋在洪水中被毁的时候，我又是如何为他争取救灾贷款的。”
“你怎么能想到去投票支持‘快乐天使’呢？”巴克利恼怒和不解地对着农夫尖叫了起来，“我想，肯定你还记得我为你做过的所有这些事情吧？！”
“是的，我还记得，”那个农夫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妈的最近又为我做过些什么呢？”
实际上，在所有的美国选民中，这种心态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往往是根据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较早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来判断他们所选出来的人是否对他们忠诚、是否称职。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总是会不时地向选民们表现自己的忠诚。就像送一张小小的圣诞卡也可以维持一种个人或者是商业联系，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示，彼此的关系就将烟消云散。
职业政治家会告诉我们，经常性地修补与选民的关系，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当他们竞选公职的时候，他们就与选民们建立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为长期保持这种关系而奠定了一个基调；就像他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竞选一样，他们也将在这样的基础上履行自己的职务，也就是说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向他们述职，倾听他们的呼声。尤其重要的是，要经常地、不间断地向他们表现自己的关心，从而不断地给彼此的关系注入新鲜的活力。
凡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这一套。我在参议院找到一份工作后不久，我的老板，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弗兰克·默斯，就决定向参议院提出一个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个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注意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会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我为弗兰克·默斯参议员起草的这一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指标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自动地联系起来。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够得到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广泛支持，但是，最后居然只有1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那个提案遭到否决的真正原因。因为每隔几年，那些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抓住机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阶层选民们踊跃地支持自己，同时也可以借此使劳工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