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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一九六○年九月十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