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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出师进攻元上都开平，顺帝又逃到和林，后来又颠沛流离到了应昌。不久，51岁的顺帝因痢疾去世，元人谥为惠宗，朱元璋认为他在国破家亡的前夕不背城一战，而是逃走，算是“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虚待斋曰
元朝不到百年就灭亡，是因为蒙古统治者的水土不服。他们的汉化程度太浅，甚至主观拒绝汉化，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目人，多为回族）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而蒙古人所说的汉人，其实多是契丹、女真人，也包括当初在辽和金统治下的汉族人，契丹、女真人建国后都积极汉化，到亡国时在蒙古人眼里已经和汉族人差不多，都叫“汉人”。而当初在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地位最低，被叫作“南人”。在元朝，蒙古人根本不让“汉人”做官，将政权、军权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认为只要这样，汉人就无可奈何，不料想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蒙古族建立元朝时，刚从奴隶制度脱胎出来，所以元朝的统治原始、粗糙、混乱，很难有效地控制全国，政治斗争非常血腥，必然导致统治的不稳固。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当初的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第八任皇帝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18473贪官撤职。当时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帝国的繁重赋税，到元末，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比建国时几乎增加100倍。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皇帝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这样的统治当然难以维持长久。
而具体到元顺帝，我却要说，他其实并不算昏，还是个颇有权谋的聪明人。以一个孤儿的身份当上皇帝，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势力，却能够执政35年不被废黜，是很不容易的。35年里起码有六七次关乎到帝位的危机，有些本文都来不及写，他都能一一化解，保住了自己的帝位。他从来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办事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善于平衡朝臣之间的勾心斗角，许多势可滔天的权臣都是被他不动声色地除去。他的荒淫也只是在宫廷之中，并没给社会带来多大影响，对西藏密宗欢喜佛的崇信，同元朝的许多皇帝比都不算过分，同清朝的雍正、乾隆比都是轻的。天下兴亡是大势所趋，个人即便是帝王也难扭转，对于元顺帝，这样的评价才是公允的。
明思宗朱由检：多疑擅杀假慈悲
在我看来，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朝代，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一个说得过去的，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强邻压境，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政治黑暗，官匪横行，孳生出刘瑾、魏忠贤等相继把持朝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又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使朝政内耗不歇，可谓内外交困。到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了。
但最后亡国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现在却有不少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多么励精图治，多么勤俭节约，多么勤政爱民，他亡了国只是明朝气数已尽，刚好让他赶上了。其实在我看来，朱由检绝对是个昏君，而且是昏君里头挺可怕的一位，他既生性多疑又刚愎自用，既贪婪吝啬，动不动滥杀一气，又要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宽仁，明明把百姓剥削到脱裤子，却口口声声一句一个“爱民”……他是一个神经质到极点的人。这样的人越励精图治，对国家和人民的祸害其实就越大，反而比那些不理朝政贪图享乐的昏君更糟糕。
诛灭魏忠贤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的儿子。5岁时，他母亲死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万历皇帝曾想废掉他改立郑贵妃之子。后来，朱常洛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病死了，皇位传到朱由检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治理天下根本没有兴趣，将朝政大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自己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很快结成了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政府官员的“阉党”，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以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五彪以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而魏忠贤要打击的是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他采用特务手段，以皇帝的名义随便抓人，然后拷打至死，包括左都御史杨涟、都给事中魏大中等人都死于非命。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浙江巡抚潘汝祯，于天启六年（1626）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纷纷跟进，生祠遍布天下。阉党到处贪污纳贿，鱼肉百姓，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如果不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才7年就死了，阉党一定会把明朝闹亡。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一日，朱由校驾崩，遗诏由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当时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朱由检，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17岁的朱由检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太监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登基之后的朱由检，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太监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朱由检，始终无法揣透他的心意。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朱由检。崇祯帝将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照单全收，但很仔细地搜了身。结果，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朱由检命4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朱由检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这时，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朱由检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他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但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有的看出端倪，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最先倒魏的竟然是魏忠贤的党羽。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于是，朱由检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朱由检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浪胜过一浪，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朱由检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朱由检的允许，后又下诏将他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太监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朱由检敏感的神经。于是，朱由检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得到消息的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他死后，朱由检下令将其磔尸于河间，同时客氏也被赐死。此后，朱由检将阉党260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气焰嚣张的阉党一举被铲除。同时，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他全面考核官员，禁止大臣结交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太监。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这一系列有胆有识的举措，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这位年仅17岁的小皇帝，在清除阉党中表现出的老练成熟，的确应该给人们这样的期待。但不幸的是，朱由检随后却又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太监，还给予太监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太监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太监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太监权力日益膨胀，朝臣越来越寒心。
错杀袁崇焕
到崇祯帝即位时，在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后，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所以朱由检登极伊始，就起用了抗辽名臣袁崇焕。
之所以称袁崇焕为“名臣”而不是“名将”，是因为袁崇焕其实是科举出身的文人，并没有武功，但他的确很有军事指挥才能。天启六年（1626），他就做上了肩负东北防务重任的辽东巡抚。宁远一战，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打了一次胜仗，使辽东战局出现转机。但是，他很快被魏忠贤罢免。朱由检即位，在处理完魏忠贤后，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十一月，重新召还了袁崇焕。次年（1628）元月，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
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布置得很好，但后金军队选择进攻的路线是绕过宁远、锦州一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后金军队10万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袁崇焕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自己也于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关。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明军应当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线，而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先是没有设法阻截后金军队，接着又退守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这样，袁崇焕无异于纵敌深入，而京城内外的官民都受到骚扰。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在先，是故意引后金军